您现在的位置: 范文先生网 >> 文史论文 >> 文学理论论文 >> 正文

当代爱情小说的历时性研究

时间:2007-1-31栏目:文学理论论文

时间的一维性或不可逆性,造成了一切历时性事物———如当代爱情小说———那自然演进的趋势。我们要显示的,就是爱情小说这种文学生态的自然进化趋向。

在新时期,爱情文学成了思想解放的突破口和文学发育的生长点。爱情题材的文学也有自己的“题材史”。在“文革”中,“爱情”曾作为题材禁区,严禁任何人踏入。这一题材,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死亡地带”。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爱情小说的作者们,作为前哨部队,发起了向题材禁区的一次次冲击。首先有一批思想尖兵,贾平凹、张抗抗、刘心武、陆文夫等,发表了虽显幼稚,很见胆略的一批作品(《爱的权利》、《爱情的位置》、《献身》等),冲开了禁区的缺口,向前挺进。不过,这批作品,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爱情文学,在几千年的禁欲主义之后,尤其是在“文革”的极端禁欲之后,不可能紧接着就出现真正的爱情文学,而只能作为过渡状态,出现“前爱情文学”、“准爱情文学”,即,并非正面地、细致地、透彻地描摩爱情,只是在为爱情争“权利”、争“位置”。当然,这些作品还有一个附带功能:为真正的爱情文学的出现酝酿情绪、训练技能,即,做好思想准备和技术准备。直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才是一篇名副其实的爱情小说。它把一个情感富足者甚至剩余者(钟雨)的爱情,写得缱绻细腻、荡气回肠。这堪称一篇里程碑式的作品,意味着对“爱情”这一题材区划的正式占领。但是,“题材禁区”并非已完全占领,还有“禁区中的禁区”,那最后一个顽固碉堡有待拔除。那就是对性行为的直接描写。前述爱情小说,都只写情爱,不敢涉及性爱,更不能谈性欲,只围着它打外围战。性欲是爱情产生的自然前提和生理基础,是“爱情之泵”,当然也就是小说尤其不该回避的。但中国古人,历来提倡“禁欲”、“无欲”,直至80年代,人性也还只有限地得到复原———“清心寡欲”而已。这道关口是难过的。经过一再地耽延,到80年代中期,终于打响了这场攻坚战。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朱晓平的《福林和他的婆姨》,王安忆的《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铁凝的《麦秸垛》、《棉花垛》,刘恒的《伏羲伏羲》,共同迈出了这关键的一步,终于攻占了封建意识形态在这一领域里的制高点。

当代爱情小说的变迁,总是与阶段性的社会进程同步。爱情文学虽采用了永恒性的论题,却都有“当下品格”。能应和时代要求,反映人民心声,于是成为持久性与时代性兼具的范例。作者们关注的不是个人的“井底风波”,而是社会生活激流的涌动。每一时代的婚恋,都打着该时代鲜明的烙印,反映出当时典型的社会心理。比如,50年代发表的《结婚》、《在泉边》、《上海姑娘》、《我和我的妻子》等作品,反映出“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感,“黑暗已逝”的社会光明感、“感谢共产党”的民心归顺之感、青年一代的无忧无虑之感。《小巷深处》,反映出旧社会的屈辱者的新生感:《在悬崖上》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自身思想意识的“不洁”之感及自审心态。中国的作家们,从不写疏离于社会之外的、缺少时代表征性的爱情。爱情文学这种“与社会进程的同步性,还表现在:在每一个时期,爱情小说都保持着“思想主题的前沿性”。即,作者们尽量吸取当时社会科学及文艺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或说“站在当时最高的理论高度”,去提升人们的思想水平。社会科学的思想触角,在为文学创作“探路”。新时期早期,对于“人道主义”、“人性论”、“人情味”、“共同美”的研究;中期,对“人性的结构性”(如人性的“善恶兼备”等),的层次性”(“本我”、“自我”、“超我”)的探讨:尤其是近年来,人们前前后后对爱情的专题研究(爱情伦理学、爱情心理学、爱情社会学等)都对爱情小说的创作,有所渗透。张抗抗的《隐形伴侣》,就显然是吸取了“人性的结构性”,或“性格的二重组合”等理论观点,使作品的思想有很高的更新度。

50年来,特别是新时期文学发韧以来,作家们的思想焦点不断在转移。“思想焦点”的转换可归纳为:在择偶时,重视政治立场的一致→重视思想观念的一致→重视双方间的心理相容。《青春之歌》中,男女间因政治立场的相同或歧异,实现感情上的结合(林道静与余永泽)、分离与重组(林道静与江华)。到了韦君宜的《洗礼》,作家们注重的已经是思想观念的一致。当王辉凡盲从上司、官气日重、对人民疾苦麻木不仁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妻子刘丽文愤然离去。王辉凡经过“文革”那政治风浪的洗礼后,反思了自己只对上级负责、只想保住官位的生活态度,恢复了与人民休戚与共的精神联系,刘丽文又回到他身边,他们复婚了。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中的这对恋人,女方一心求闻达,男方却只想做个平凡而散淡的人,有一个充实、有益的人生。二人的人生价值观不同,只好分道扬镳。再往后,作家们把思想焦点转向了男女双方的心理相容性。《何处是港湾》中,追求者李来来太重视恋人(华晓妮)是否已失贞,这使华对他总有抵触心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中,达第看到丈夫田根才在其他女性面前的“馋样儿”,内心极为轻蔑,不肯与他同床。可见在爱情小说家心中,“心理相容性”的价值日重。

下面扫描一下当代性爱观的频频变更。就“性爱观的演变”来说,“婚外恋”,是个需要专题论述的话题。70年代末,张洁发表了《爱,是不能忘记的》。在作品中,张洁让钟雨那越轨性的情感,伸展到最大限度,却仍以“维护传统的性爱观,否决婚外恋”为自己最终之立场。而仅仅六年后,张欣在自己的《何处是港湾》中,已经是在鼓吹婚外恋,怂恿婚外恋了。在这篇小说中,由于乔斯贝与其妻太不般配(他的妻子几乎是只雌老虎),令知情者均抱不平。同事华晓妮对乔说:“‘乔总,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第三者?’多么突然和莫名其妙的问题,他漠然地摇了摇头。‘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你应该有第三者!’她噙着眼泪责备他,‘你没有精神上的挚友,没有灵魂的支柱,终日无人倾诉,没有使心灵宽慰的地方,这日子太苦了!’……‘你有权利安排自己的生活’。”至此,在作家们心目中,某些婚外恋已变得多么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华晓妮的激切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乔斯贝所身历的家庭生活,简直是对他的慢性谋杀。再往后则不同了。《无梦谷》(叶文玲)和《情爱画廊》(张抗抗)中所描写的,并非无爱的婚姻、并非不和睦的家庭(楚涧与鲁越之间、秦水虹与老吴之间),当碰到更投契的异性,情感满意度更高的婚配关系时,即弃旧图新。总之,作家们不再为笔下的婚外恋找借口。作品中性爱观的更新换代,不止于对婚外恋态度的改变,还有其他种种。如:人们不再张扬“山盟海誓”、“海枯石烂”式的古典性爱观,《小仙女》、《不系之舟》、《浪漫注解》等作品中,都不追求“天长地久”,亦不渴望“长相厮守”,他们只看重“曾经拥有”,只欣赏“潇洒走一回”和“过一把瘾”的洒脱态度。对爱情期待值不大,评价也不高。将其凡俗化、家常化、临时化。

当代爱情小说由集中表现作家们的共性,发展到突出显示每一人的个性。文学,原是差异性远胜一致性的:爱情,又是最个性化的一种情感。但新时期前半的爱情文学,仍是共性远远大于个性。那时,人们热情拥护当时的“话语霸权”,顺应“话语中心”的意向,甘受共同语境的局限,以从众性的群体思维模式,参与思想解放运动中的“集体发言”,体现出文学军团的集体意向。在《月食》、《墓场与鲜花》,《我应该怎么办?》、《三生石

》、《土壤》、《天云山传奇》、《土牢情话》等一大批作品中,表现出对“四人帮”共同性的愤慨,对左倾专制一致性的批判。而在《未亡人》、《爬满青藤的木屋》、《山道弯弯》、《银杏树》、《心祭》、《枫林晚》、《井》等同样也是一大批的作品中,同一性地表现出反封建的思想激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们不愿再一遍遍复述已成为教条的社会公理,不再肯当“时代的传声筒”,或“精神权威的学舌者”,他们要自己推理、自己判断、自己求证出不重复别人、也难为别人所重复的独家观点。他们也确实夺得了自我独享的话语权。他们于是标新立异,甚至搞异端邪说。张笑天在《公开的“内参”》中,借大学生康五四之口,做了显得简单明

[1] [2] [3] [4] 下一页

下页更精彩: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