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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早出新证

时间:2007-1-31栏目:文学理论论文

【提要】本文对《大学》的成书和文本进行了考查,指出近代以来认为《大学》晚出的各种理由均不能成立,《大学》应成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通过与帛书《五行》经、传的对比,认为传统分《大学》为经、传两个部分不能成立,《大学》应为独立的一篇。程颢修订的《大学》最接近原貌。

    【关键词】 《大学》 曾子 《五行》 早出

    郭店楚简的发现,引起学者重新探讨曾子(包括子游)、子思、孟子一系思想发展的兴趣,而讨论曾子等人的思想,不能不谈到到《大学》。因为按照传统的说法,《大学》乃成于曾子及其门人之手。但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又对此提出疑义,认为《大学》成书于秦汉之际,甚或在汉武帝之后。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大学》是早出还是晚成呢?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出土的简帛材料,对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新的探讨。不妥之处,请求方家指正。

    

    (一)

    《大学》的作者和年代,学术史上一直存有争论,宋代学者多认为其成书较早,并上溯到孔子、曾子,如程颢认为“《大学》乃孔子遗书,初学入德之门”,(朱熹《大学章句》引)并作《大学》定本一卷,对今本《大学》的章次进行了调整(1)。后朱熹又作《大学章句》一卷,认为《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其中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传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同上)程朱以上的观点并没有详细的论证(2),却得到宋明时代学者的普遍响应,有些学者如王阳明等,虽然与朱熹在“格物”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但也都承认《大学》是圣贤所传。这可能与当时儒家学者强化道统意识,以与佛道对抗的现实需要有关。但自清代以来,《大学》出自孔、曾的观点受到普遍怀疑,多数学者认为《大学》成书是在秦汉以后,并提出种种根据予以论证。《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文献上对其作者和年代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而《礼记》又是“西汉初年搜集和发现的儒家著作的汇编”,来源比较复杂,“绝大多数是先秦古文,个别有汉初成篇的。”(3)凭此尚无法断定其具体年代,出现争论也属正常。但综观晚出论者的种种论述,其立论并不能让人信服,且不乏武断之处,不仅没有真正解决? 侍猓炊嗣撬枷氪椿炻遥视斜匾鹘徊教教帧?/P>

    认为《大学》晚出,一个重要根据是认为《大学》与《礼记》中的《学记》有关,是对古代学校制度的反映,而大学制度晚出,故《大学》亦晚出。清代学者陈沣指出,《大学》与《学记》中一段文字相近,二者均论“大学之道”,有密切关系。《学记》的这段文字是: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郑注:“当为‘遂’”)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陈沣认为“‘知类通达’,物格知至也;‘强立不反’,意诚心正身修也;‘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远者怀之’,家齐国治天下平也;其‘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则格物致知之事也。”(4)陈沣认为《大学》与大学制度有关,可能受到了朱熹的影响,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但他认为大学制度形成较早,“三代之隆,其法寝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以他仍能够把《大学》看成先秦古籍。而陈沣以后的学者则根据《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的说法,认为周以前仅有“校”“序”“庠”,未尝有大学,大学制度实形成于秦汉之后,这样《大学》的成书也被推后,清代学者陆奎勋、日本学者武内义雄(5)甚至认为《大学》作于汉武帝后。

    不难发现,陈沣等人的观点实际包含两个前提,一是大学制度出现于秦汉以后;二是《大学》与《学记》一样,均是对古代学制的反映。而实际上,这两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以上推断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首先,大学制度是否出现于秦汉之后,本身就是有争议的。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大学制度至少在周代已出现,如对古代学校制度进行过深入研究的杨宽先生就认为,“我国古代学校教育,起源很早。大概商代贵族已有学校。”“西周贵族教育子弟的学校,已较完备,有所谓小学和大学。”并说“西周大学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同时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当时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6)杨先生的看法有文献作根据,符合古代学校的实际。如《礼记·明堂位》:“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大戴礼记·保傅》:“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更重要的,甲骨文中已有“多子其徙学,返不遘大雨”(《龟甲兽骨文字》卷二)? 募窃兀鹞闹幸渤鱿帧靶⊙А保ā洞笥鄱Α罚ⅰ把Ч保ā毒搀罚ⅰ氨儆骸保ā堵笞稹罚┑雀拍睿昙颉短朴葜馈酚小疤е校熳忧壮荩堂竦芤病保魅诽岬酱笱АM沓雎壅呖梢曰骋伞锻踔啤返绕目煽啃裕次薹ǚ穸坠恰⒔鹞挠绕涫浅鐾林窦虿牧希笱沓鲆坏┍环穸ǎ浣崧圩匀痪驼静蛔〗拧?/P>

    退一步讲,大学制度即使果真是秦汉以后才出现,也不就意味着《大学》就一定晚出。因为所谓《大学》与《学记》内容相近,均是对大学制度的反映,本身就是后人的一种联想,并没有多少事实根据。相反,如果将二者作一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实际存在较大差别。《学记》所说的“大学”,从上下文来看,应是指具体的大学设施,这种大学中是以“离(注:解析)经辨志”,也即是以经学的传授为中心内容的;而《大学》一文根本就没有提及具体的学校制度,郑玄《礼记目录》说:“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郑玄的这个解释比朱熹更为合理,且与《大学》的中心内容“修、齐、治、平”相符合,应该是《大学》的原意。因此《大学》与《学记》虽然均谈到“大学之道”,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这一点连主张《大学》晚出的徐复观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他说《大学》“与《学记》等篇,将教学之基础建立于经典之上的也完全不同。《大学》系完全代表儒家之理想。亦即是说,由《大学》所反映的学问内容,未曾受到西汉以经典为学

问中心的影响。……固无俟于《学记》与之相发明。且就两书之内容、规模、气象言之,彼此间决无直接之关联。”(7)其实《大学》的“修、齐、治、平”渊源甚? 纾ㄏ晗拢┕滩淮诖笱е贫刃纬梢院蟛拍艹鱿帧4涌鬃拥乃枷肜纯矗淙幻挥兄苯邮褂谩靶蕖⑵搿⒅巍⑵健钡母拍詈陀镅裕髡拧靶藜阂跃础薄ⅰ靶藜阂园踩恕薄ⅰ靶藜阂园舶傩铡保ā堵塾铩は芪省罚┯胝庖凰枷胍泊筇逑喾鬃诱钣诰傻难V贫瓤纪呓猓碌难V贫壬形葱纬傻氖贝舭匆陨系墓鄣悖癫皇强鬃拥乃枷胍惨沓隽耍客沓雎壅叩穆呒牵挥写笱е贫刃纬珊屯瓯敢院螅寮业摹靶蕖⑵搿⒅巍⑵健彼枷氩拍芄怀鱿趾筒颐侨衔靶蕖⑵搿⒅巍⑵健弊魑寮业囊恢秩松硐牒褪导颍氪笱е贫雀疚薰兀喾矗挥械闭庖焕硐攵懒⒂谘V贫戎馐保拍鼙3制渖突盍Γ坏┯胙V贫认嘟岷希阋馕蹲潘旧淼拿宦浜退ソ摺U庵灰酌现嗟娜逭哂牒捍院蟮木遄鞲黾虻サ谋冉希憧梢钥吹煤芮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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