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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怎样结束的?》

时间:2007-1-31栏目:文学理论论文

毛泽东一桩未了的心愿从1969年召开中国共产党九大之日起,如何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提上了议程。在此以前,毛泽东曾经多次谈到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但都因为条件不成熟而作罢。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解决了刘少奇的问题,全国也建立了省、市、自治区一级的革命委员会,“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再经过“斗、批、改”,这个运动就基本上可以结束了。因此,他向中国共产党九大提出了这样的希望:“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①

毛泽东的希望落了空。他没有料到,党面临的是一场更加惊心动魄的斗争,其始作俑者正是那位“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泽东在精神上陷入极大的痛苦和自责之中。然而,毛泽东毕竟是饱经风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以非凡的毅力尽力弥补已经觉察到的过失,积极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周恩来在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期间,提出了要集中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这使结束“文化大革命”有了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看法不同。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②还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③尽管周恩来是在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提出要批透极左思潮的,但是,这个口号本身,毕竟触及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等深层问题。这不但是靠“文革”起家的江青等人所不能容忍的,也遭到了毛泽东的否定。接踵而来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又把中国卷入了无休止的动乱之中。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努力再次落了空。

1973年起,毛泽东多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1975年1月,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始主持中央工作。

毛泽东希望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前提下,结束“文化大革命”。事实证明,这只是空想。1975年11月20日,毛泽东提议要邓小平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婉言拒绝了这个提议,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④这年年底,毛泽东批准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再度陷入混乱之中。

毛泽东真诚地希望结束“文化大革命”,却无力回天。他曾经无奈地形容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产生这种巨大矛盾的根本原因,是毛泽东不仅不愿意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始终认为这是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纯洁性、战斗性所必需的。他讲过,他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一群小岛上去,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可见“文化大革命”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他看到并且亲自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错误,包括像“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样重大的错误,但却始终坚持“三七开”的结论。邓小平后来说:“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⑤这时,毛泽东已经不能正视错误,否定自我,像以往那样奇迹般地从困境和曲折中走出来。

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斯大林:“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⑥像毛泽东这样的时代巨人,同样不能超越历史的局限。结束“文化大革命”,也就成为毛泽东的一桩未了的心愿。

邓小平的整顿



历史进到70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不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无法结束“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曾经说过:“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⑦

邓小平整顿的纲领是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邓小平在中央读书班的一次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的三条意见: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并说:“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⑧随后,他又要人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对“三项指示”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总纲》虽然重复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内容,重复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结论,但是把锋芒对准了极左思潮及其表现———拉山头、打派仗,并批驳了盛极一时的所谓“造反”、“反潮流”精神,剥掉了极左思潮的马列主义外衣。

尤其重要的是,《总纲》集中批驳了极左理论家挥舞的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大棒,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辩证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和关于社会生产力标准的观点。《总纲》援引列宁的话:“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又引了毛泽东讲过的话:“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接着指出:“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这实际上是1975年整顿的指导思想,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明确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全党的大局。⑨会后有人说,这是“复辟纲领”。⑩

就这样,一场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变革,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帷幕。这场变革,来得突然,但却有纲领,有理论,有步骤,有策略。从1975年2月到9月,邓小平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钢铁工业座谈会、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农村工作座谈会等一系列的会议,并听取了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汇报,开始了全面整顿。

邓小平大胆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整顿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领导班子整顿好了,党员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他还指出:“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但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⑾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全国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形势明显改观,党、政、军、民、学等各个方面有了新的气象,长期受到极左思

潮压抑的知识分子开始扬眉吐气。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同江青集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迫使江青向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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