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与传统文化资本的初始陨落
时间：2007-1-31栏目：
企业、仿造轮船的过程中，洋务派很快意识到“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工夫，即习学皮毛，仍无俾于实用”， 因此上奏请准添设一馆，专习天文、算学。且不止于此，还要延聘西人为师，又虑及学生“年幼学浅，于汉文文义尚难贯串……只以功力分用，速效难期，若再讲求天文、算学等事，转恐博而不专”，于是把眼光对准了已仕的士子，“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并准令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14]入馆学习。
科甲正途官员接受天文、算学的教育，意味着他们拥有的文化资本将不再纯粹，而是有了西学文化资源的加入，这立即给崇奉传统文化资本的绅士们带来了恐慌。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顽固派向洋务派发起了攻击，表面上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15]且似乎很宽宏的退一步，道即便要重天文、算学，也不必延聘洋人。但当洋务派以退为进，请旨准倭仁督饬办理，保举精通天文、算学之人时，便偃旗息鼓了。这场争论事实上是新旧文化资本的冲突，顽固派之一通政使于凌辰的话倒切中了要害，“夫制洋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学洋学，学洋学即不能不以洋学之精否为人才之用舍。”[16]由此，中学地位便遭动摇，传统文化资本地位自然下降。
这在事实上已经影响了科举仕进。其实因为传统上的人才与科举几乎是唯一的对应模式，使新式取才必然、也必须触动科举。洋务派也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以多种方式请求变更科举，仅直接奏请的就有“道光中，两广督臣祁奏开奇才异能五科，内有制器通算一门；咸丰初年，御使王茂荫亦曾言之；同治九年，闽浙督臣英桂等奏开算学科，先后部议，皆以格于成例中止。”[17]
直接变更被驳回，洋务派又力图在表面上绕过科举，寻求一种与科举同时并举的方式。如李鸿章于同治十三年上奏：“……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18]后山西道监察御使陈启泰上奏请求：“变通科举之制既有所难，可否特设一科，专取博通掌故、练达时务之士……发往沿海各省委用。”[19]
屡遭驳议后，洋务派又提出学贯中西的新方法，企图寻找与科举调和的道路。光绪五年，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奏折中说：“……不若改京师太学及直省书院为经世书院，令举贡、生员有心经世之学者以充学生”，学成后“其有通达古今政体、才大识远、兼通各科之长而足以胜大任者，则渐用为卿贰，可通以为大臣之选。”[20]已颇有创见。光绪十三年，有官员发明出录取算学生员，并仍准参加乡、会试，只是策问内容有别，另编字号的方法，并指出“如此虽不必特设专科，而此项人员，其学则参究中西，实事求是；……进非他途，不至为时论所轻。”[21]后这种方法为朝廷采纳。
变通科举的艰难，使洋务派力图从别的途径提高习西学士子的社会地位。自同文馆设立伊始便定好的科名奖励制度一直在实行。同文馆题名录上优生升途明确规定：“每三年举行大考后，择优奏保官职，自八、九品衔起，至分部行走。其在京者仍留馆肄业读书，并在本衙门充当差使；其课业较精者，或派各省差使，或派出洋差使。”[22]如同治七年总理衙门保奏：“严良勋、席淦二名给予内阁中书职衔，并作为附监生，俾得就近于北闱应试；监生汪凤藻、汪远 、王文秀三名，给予国子监学正职衔。” [23]规模最大的一次保奏是在光绪十一年，包括曾出洋留学的学生，共计138名学生得到奏保。[24]后同治十三年，刘坤一奏请凡通洋人枪炮兵船的“即给予不次之富贵。苟能世其业，则世其禄而世其官。”[25]光绪五年罗应旒在企图调和中西之学的奏折中也提出了要对学成“机汽、算学、重学、电学之类”者，“荣以禄位，与部臣等”，并特别指出“初设之时，更加优待，以开风气，不然儒者所不屑学也”。[26]这道出了新文化资本确立的艰难。因此有必要从制度上人为的提高其地位，周盛传在筹办海防的奏折中主张在沿海各省设洋学局，揽通西学者，其任职三年后“如有成效，即奖擢升阶”，特别强调“? 胝境錾砦抟臁薄27]
此外，洋务派于新式人才还另辟了一条道路，即为荐举。如郭嵩焘曾荐举邹伯奇、李善兰。[28]。除对这种道听得来的人才举荐外，荐举人才大量的出于幕府。于此有突出贡献的幕府主要是曾国藩幕和李鸿章幕。曾幕具有学术与政治的双重特点，它为洋务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许多洋务大僚如李鸿章、李翰章、左宗棠、郭嵩焘、刘蓉等都出于曾幕。但曾幕主要的作用是镇压太平天国，稍后的李幕起于太平天国末期，与曾幕特点有很大不同，“其所注重的幕才，多为通达治体，了解洋务的任务，和廉正精明的循吏，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拔。文章道德，尚在其次”。[29]因此，李幕于洋务贡献最大。
李幕人物功勋卓著者，“如黄芳、应宝时、和涂宗瀛，他们均曾任江海关道，。。。。他们之得任斯职，均系由李鸿章的奏保，后来黄以病废，应则官至江苏按察使，涂则官至湖广总督。”而“如郭嵩焘、刘郇膏、郭伯荫、丁日昌、王凯泰、钱鼎铭、李元华、倪文蔚、刘瑞芬和徐文达。均先后官至督抚。大抵除郭嵩焘另有凭借外，其余均以淮幕起家。”[30]其他幕中人物虽多为低级功名甚至无功名，却因富有实际才干而为李鸿章重用，较著名的有留学生伍廷芳、马建忠，买办商人盛宣怀、朱其昂、唐廷枢等。
比较科举官宦升转，幕府荐举更为迅捷有效。曾、李两幕保荐人数众多，且出多位封疆大吏，形成湘系、淮系规模，对晚清政局影响很大。这不仅冲击了科举仕进，更从事实上大大冲击了传统文化资本的独尊地位。
另一方面是新式人才适用范围的扩大。这与学习西学知识的深度同步。最初学习语言的只是用于翻译场合，后学习天文、算学的用于军工制造等方面，从同治七年“只有通商省分及有教民省分相需甚殷”[32]到光绪十年时，则“如遇交涉事件，恐难以空疏无据之材而肆应，自不得以远距海疆，阙焉不讲”，[33]于是张之洞出“延访洋务人才启”。远离海疆省份尚且如此，可见几乎是全国性的省分都要求洋务人才的引进。
总之，到19世纪70年代末，洋务派的努力已经有了明显的成效：“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谘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其能识英国语言文字者，俯视一切，无不自命为治国之能员、救时之良相，一若中国事事无足当意者；而附声吠影者流从而嘘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务中而得躬逢其盛也。”[34]可见，在仕进升途及人们的思想上，洋务已深受重视，传统文化则不再是士子赖以炫耀、倚恃的唯一资本。
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明，即是1898年，湖南时务学堂与岳麓书院分别代表新旧两派进行了一场文字斗争。这时，康梁民权说被斥为妖孽，而被拥为正统的却不是清流派的主张，而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这表明科场内的正统已经悄然发生了位移。可以推断，如果没有洋务派三十年的努力，这是不可想象的。而这种正统的位移即可看作传统文化资本初始陨落的标志。
科甲正途官员接受天文、算学的教育，意味着他们拥有的文化资本将不再纯粹，而是有了西学文化资源的加入，这立即给崇奉传统文化资本的绅士们带来了恐慌。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顽固派向洋务派发起了攻击，表面上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15]且似乎很宽宏的退一步，道即便要重天文、算学，也不必延聘洋人。但当洋务派以退为进，请旨准倭仁督饬办理，保举精通天文、算学之人时，便偃旗息鼓了。这场争论事实上是新旧文化资本的冲突，顽固派之一通政使于凌辰的话倒切中了要害，“夫制洋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学洋学，学洋学即不能不以洋学之精否为人才之用舍。”[16]由此，中学地位便遭动摇，传统文化资本地位自然下降。
这在事实上已经影响了科举仕进。其实因为传统上的人才与科举几乎是唯一的对应模式，使新式取才必然、也必须触动科举。洋务派也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以多种方式请求变更科举，仅直接奏请的就有“道光中，两广督臣祁奏开奇才异能五科，内有制器通算一门；咸丰初年，御使王茂荫亦曾言之；同治九年，闽浙督臣英桂等奏开算学科，先后部议，皆以格于成例中止。”[17]
直接变更被驳回，洋务派又力图在表面上绕过科举，寻求一种与科举同时并举的方式。如李鸿章于同治十三年上奏：“……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18]后山西道监察御使陈启泰上奏请求：“变通科举之制既有所难，可否特设一科，专取博通掌故、练达时务之士……发往沿海各省委用。”[19]
屡遭驳议后，洋务派又提出学贯中西的新方法，企图寻找与科举调和的道路。光绪五年，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奏折中说：“……不若改京师太学及直省书院为经世书院，令举贡、生员有心经世之学者以充学生”，学成后“其有通达古今政体、才大识远、兼通各科之长而足以胜大任者，则渐用为卿贰，可通以为大臣之选。”[20]已颇有创见。光绪十三年，有官员发明出录取算学生员，并仍准参加乡、会试，只是策问内容有别，另编字号的方法，并指出“如此虽不必特设专科，而此项人员，其学则参究中西，实事求是；……进非他途，不至为时论所轻。”[21]后这种方法为朝廷采纳。
变通科举的艰难，使洋务派力图从别的途径提高习西学士子的社会地位。自同文馆设立伊始便定好的科名奖励制度一直在实行。同文馆题名录上优生升途明确规定：“每三年举行大考后，择优奏保官职，自八、九品衔起，至分部行走。其在京者仍留馆肄业读书，并在本衙门充当差使；其课业较精者，或派各省差使，或派出洋差使。”[22]如同治七年总理衙门保奏：“严良勋、席淦二名给予内阁中书职衔，并作为附监生，俾得就近于北闱应试；监生汪凤藻、汪远 、王文秀三名，给予国子监学正职衔。” [23]规模最大的一次保奏是在光绪十一年，包括曾出洋留学的学生，共计138名学生得到奏保。[24]后同治十三年，刘坤一奏请凡通洋人枪炮兵船的“即给予不次之富贵。苟能世其业，则世其禄而世其官。”[25]光绪五年罗应旒在企图调和中西之学的奏折中也提出了要对学成“机汽、算学、重学、电学之类”者，“荣以禄位，与部臣等”，并特别指出“初设之时，更加优待，以开风气，不然儒者所不屑学也”。[26]这道出了新文化资本确立的艰难。因此有必要从制度上人为的提高其地位，周盛传在筹办海防的奏折中主张在沿海各省设洋学局，揽通西学者，其任职三年后“如有成效，即奖擢升阶”，特别强调“? 胝境錾砦抟臁薄27]
此外，洋务派于新式人才还另辟了一条道路，即为荐举。如郭嵩焘曾荐举邹伯奇、李善兰。[28]。除对这种道听得来的人才举荐外，荐举人才大量的出于幕府。于此有突出贡献的幕府主要是曾国藩幕和李鸿章幕。曾幕具有学术与政治的双重特点，它为洋务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许多洋务大僚如李鸿章、李翰章、左宗棠、郭嵩焘、刘蓉等都出于曾幕。但曾幕主要的作用是镇压太平天国，稍后的李幕起于太平天国末期，与曾幕特点有很大不同，“其所注重的幕才，多为通达治体，了解洋务的任务，和廉正精明的循吏，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拔。文章道德，尚在其次”。[29]因此，李幕于洋务贡献最大。
李幕人物功勋卓著者，“如黄芳、应宝时、和涂宗瀛，他们均曾任江海关道，。。。。他们之得任斯职，均系由李鸿章的奏保，后来黄以病废，应则官至江苏按察使，涂则官至湖广总督。”而“如郭嵩焘、刘郇膏、郭伯荫、丁日昌、王凯泰、钱鼎铭、李元华、倪文蔚、刘瑞芬和徐文达。均先后官至督抚。大抵除郭嵩焘另有凭借外，其余均以淮幕起家。”[30]其他幕中人物虽多为低级功名甚至无功名，却因富有实际才干而为李鸿章重用，较著名的有留学生伍廷芳、马建忠，买办商人盛宣怀、朱其昂、唐廷枢等。
比较科举官宦升转，幕府荐举更为迅捷有效。曾、李两幕保荐人数众多，且出多位封疆大吏，形成湘系、淮系规模，对晚清政局影响很大。这不仅冲击了科举仕进，更从事实上大大冲击了传统文化资本的独尊地位。
三
如上所述，洋务派在新标准下进行了育才、取才的艰苦努力。从总体上看，洋务派的新式取才在两个方面扩大了范围。一是培育新式人才的对象。最初只是使幼童习“夷语”，后扩至举贡、生员（见上述罗应旒折），后竟把目标对准了翰林院，“再，查
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学问素优，差使较简，若令学习此项天文、算学，程功必易。”[31]
另一方面是新式人才适用范围的扩大。这与学习西学知识的深度同步。最初学习语言的只是用于翻译场合，后学习天文、算学的用于军工制造等方面，从同治七年“只有通商省分及有教民省分相需甚殷”[32]到光绪十年时，则“如遇交涉事件，恐难以空疏无据之材而肆应，自不得以远距海疆，阙焉不讲”，[33]于是张之洞出“延访洋务人才启”。远离海疆省份尚且如此，可见几乎是全国性的省分都要求洋务人才的引进。
总之，到19世纪70年代末，洋务派的努力已经有了明显的成效：“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谘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其能识英国语言文字者，俯视一切，无不自命为治国之能员、救时之良相，一若中国事事无足当意者；而附声吠影者流从而嘘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务中而得躬逢其盛也。”[34]可见，在仕进升途及人们的思想上，洋务已深受重视，传统文化则不再是士子赖以炫耀、倚恃的唯一资本。
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明，即是1898年，湖南时务学堂与岳麓书院分别代表新旧两派进行了一场文字斗争。这时，康梁民权说被斥为妖孽，而被拥为正统的却不是清流派的主张，而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这表明科场内的正统已经悄然发生了位移。可以推断，如果没有洋务派三十年的努力，这是不可想象的。而这种正统的位移即可看作传统文化资本初始陨落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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