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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陆贾与贾谊:性格与思想

时间:2007-1-31栏目:文学理论论文

摘要:陆贾与贾谊都是汉初闻人,以文名于朝,但归宿却大有不同,陆贾以善终,而贾谊却伤悼早夭。究其原因,不仅与两人身处的政治利益集团不同有关,陆贾属于当政的军功受益集团,而贾谊出于新兴的法吏集团,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了集团内个人的命运;而且还与两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陆贾世故圆通,贾谊伉直不屈,性格的差异同样也影响个人政治的前途,终致两人同出而异终。就两人思想体系而言,陆贾宗儒,近于黄老而好纵横;贾谊则本儒近法而乐老庄。二人思想的异趣,不是学术的分裂,而是学术由”百虑”向”一致”,”殊途”向”同归”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到汉武帝时,这一学术演进过程才告基本结束,而陆贾与贾谊俱本于儒家,实为董仲舒公孙弘倡导儒术独尊张本。
    关键词:西汉 陆贾 贾谊
    一
    陆贾与贾谊都是汉初闻人,掌承顾问,议论应对,均曾为太中大夫。陆子位显于朝,竟以寿终。班固曾对他做出极高的评价,说他比之刘敬、叔孙通、郦食其、朱建诸人,“陆贾位止大夫,致仕诸吕,不受忧责,从容平、勃之间,附会将相以强社稷,其最优乎”![1]贾生却左迁冷落,自伤悼而早亡。陆子与贾生不同的人生命运,不仅与汉初时势相关,而且与两人各自的思想倾向及性格也有莫大的关系。
    陈涉首难,群雄竞起,陆贾、郦食其、叔孙通等有识之文士也不甘寂寞,史载:“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缙绅之徒骋其知辩,并成大业。”[2]“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擥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3]可见汉帝国的建立,文士武夫相竞功,文士也功莫大焉。汉初实行军功爵制,文士无军功,自然不得受爵赏,但他们仍属军功受益阶层无疑[4]。军功受益集团是西汉初年政治权力的主导集团,参与汉帝国创建的文士与他们在利益要求上基本上是共同的。
    文士不附骥于武将之后,自汉立后亦是如此。“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5],叔孙通定朝仪,而陆子“乃祖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6],文士与武夫竞功,以求与之侔,并为利益共同体,这与亡秦立汉之时是一脉相承的。吕后死,吕氏欲尽诛诸功臣武将,军功受益阶层先发制人,发动宫廷政变,诛吕兴刘,保住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这次政变之所以成功,与陆子联络周勃与陈平这两个政变关键人物有极大关系。这正说明陆子与军功受益阶层的利益同构关系,陆子与绛、灌诸人关系深厚自不在言。参与刘邦集团的文士们与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同属一个政治集团,共同分享获得的政治权力。
    而贾生则不然。文帝之时,汉廷内政治结构稍有变化。即法吏官僚阶层开始萌现,贾生正是此阶层的突出人物。贾生为专制皇权计,主张力黜军功受益阶层,迁徙诸侯国,使“列侯悉就国”,因此,激发了自己与之的矛盾。但此时,军功受益集团仍垄断着朝廷大权,直至汉文帝晚期,这一状况还没有根本的变化[7]。所以,“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8]。贾生与主政的军功受益集团交恶,其政治前途可想而知。
    贾生不仅在政治利益上与军功受益集团有所抵牾,其思想对于当世来说也过于激进。汉初以至文帝,朝野仍以清静无为为主流思潮。而且文帝初即位,因以代王入继,又是受功臣拥立,对功臣存狐疑之心,因此,政治上必求抑制势力过于强大的军功受阶层,而致政治平衡和政权安定。以是,文帝虽“好刑名之学”[9],但仍不得不稍作收敛。而贾生主张大举改弦更张,遍观其策论,屡屡攻击主张“毋动”、“毋为”之人,而这些人,皆是汉文帝周遭之近臣,他们立论制策慎重且保守,追求政治稳定[10]。他们难于苟同贾生的政论。如此,贾生孤立于朝,无所援籍,文帝虽好贾生,却无奈何于朝臣压力。贾生终于左迁长沙王太傅。从此,就再未返回中央权力中心。
    与陆子构结军功受益阶层主势者不同,贾生与之持疏离、黜难的态度。这不仅是利益、思想、意念的问题,实与其人性格有很大的关联。
    陆子老于世故,善于谈辩纵横,深得应酬变通之道,与叔孙通诸文士一样,“知当世之要务”,且“进退与时变化”。太史公亦不得不承认他们行事“大直若诎,道固委蛇”[11]。楚汉交战之时,陆子“居左右,常使诸侯”[12];汉兴,又和南越,上《新语》;吕氏执政,又沟通功臣受益阶层领袖周勃、陈平,“游汉廷公卿间,名声藉甚”[13],陆子以自己的辩才及纵横之术,取得了各方的支持,终助周勃、陈平平灭诸吕。
    贾生则为人伉直,不假虚饰,这可能与贾生深受法家思想之染有关,具有法家刻薄真朴的性格。贾生初受吴公推荐入朝,“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恃才放旷,锋芒毕露;又议正朔服色,“悉更秦之法”,迁徙诸侯,使列侯就国,全然不顾军功受益集团的强大势力[14]。贾生为人至刚,以己意更张社会,操之过急,过秦而又入秦之窠臼,及放流长沙,吊屈原以自喻,尚励志自勉,不妥协合污;而久之,不得复受文帝征见,又做《服鸟赋》,伤悼以自广,有寄情于庄子之意,进取之意尽失,并最终因梁怀王堕马而自伤不已,哭泣多日而死。这又展现了其性格脆弱的一面。处逆境而自失,处顺境而张扬,也充分体现了其为人的不成熟。
    贾生的悲剧是中国古代具有独立性格文人的共同悲剧。他们志洁行廉,与俗人俗政不可并立,但若流入庄子之脉,不仅可惜,而且可叹!他们遁离人世,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感,不能以身正世,让不贤之人掌控社会,使社会日益腐败。而陆子之属交构权势甚急,其心正其意诚则政事大治,反之则政事大坏。古代政治思想皆高德义而黜诈伪,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亦不失为现实之举。
    二
    诚如本文开头所言,陆子与贾生人生道路的歧路,也部分由其所持思想使然。思想的倾向决定个人的政治主张,有时也决定个人的处世态度。从现在陆子与贾生所存留的文字材料看,二人的所持思想有同,但亦有异。
    陆子守本于儒家,自古即有定评。《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这一点,今本陆子著《新语》中可证,《新语》凡引文处,除一处出自《老子》外,其他皆出自儒家经典如 《诗》、《论语》、《易》、《孝经》等[15],而称述先圣孔子及孔门弟子言论更是比比皆是。可见《史记》所记不诬。班固《汉书·艺文志》列《陆贾》二十三篇,而本传不载,其中当有

《新语》各篇。《隋书·经籍志》亦列《新语》入子部儒家类。四库馆臣相沿不改,认为“据其书论之,则大旨皆崇王道,黜霸术,归本于修身用人。其称《老子》者,惟《思务篇》引‘上德不德’一语,余皆以孔氏为宗。所援多《春秋》、《论语》之文。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16]
    由上可知,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历代均归陆子为儒家,这从其学术传承上也可得到佐证。王利器先生认为,陆子之学,盖出于荀子。《盐铁论·毁学篇》说:“李斯与包邱子俱事荀卿。”(按:浮邱伯即包邱子,亦即鲍丘,文献所载不同,实为一人)。《汉书·楚元王传》也说:“(楚元王刘)交与申公受诗浮邱伯。伯者,孙卿门人也。”荀子晚年适楚,终老于兰陵。而陆贾为楚人,从浮邱伯游学,也是意料中事。《新语·资质篇》说:“鲍丘之德行,非不高于李斯、赵高也,然伏隐于蒿庐之下,而不录于世,利口之臣害之也。”盖陆子与鲍丘游,因得以闻荀子说于鲍丘[17]。由此可推知,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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