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的巨大落差。一方面，是成千上万的民工离开土地涌向发达的中心城市，农村劳动力的过剩和人均可耕土地的紧缺，以及由此产生的生存问题，是他们离开家园向城市转移的根本原因。这一现象与布里奇所说的“工作大转移”没有关系，但它也不完全与工业社会时代的劳动分工完全相同。由于户籍、、教育背景、专业技能、身份等多种原因，他们既不可能完成雇佣者需要的“指定的工作内容”，又不可能享受计划经济时代“固定工人”的待遇。因此，他们并不是托夫勒意义上的“游牧民族”。8这个复杂的问题不是我们要讨论的内容。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发达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像“跳槽”、“漂”这些动词我们已经不再陌生。那些走在时代前沿的青年已经在实践着这些新的生活观念。在中国大变动的时代，他们率先“揭竿而起”掀起了第二次“身份革命运动”。这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特别是在媒体行业工作人，“人才流动简直比亲嘴的速度还快，其中一些知名的传媒精英，简直成了流动专业户”。《阅读导刊》曾专门采访了几个“爱跳腾”的传媒人，他们说：“只要不舒服就走人”，“人不流动就会死”。其理由是：“既然选择了媒体就不可能存在什么稳定感，在一个不稳定的产业里就没有‘稳定’这个概念。不是说我喜欢面临挑战，而是我喜欢自由自在，实际上在媒体工作就是今天想工作就工作，明天不想工作就不工作，你的选择会是多样的，当然着里边也包括对媒体的选择和媒体对你的选择，着里面变数很大，而且我觉得在媒体工作的变数也就是常数，没什么特别的感觉。”“说到离开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原因，往往是具体的，但还有一个大的原因在那里，也就是想寻求一个更能发挥自己的地方，要是再说一个更抽象的原因就是想寻找一种更自由自在的生活。”9 如果说八、九十年代之交“画家村”的画家或遍布城乡交界处的“准歌星”们，对自己还有“成功”的期许，还带着传统的“功名”观在寻找出人头地的机会的话，（事实证明，后来许多人实现了他们的期许，他们不仅在文艺界“爆得大名”，而且也过上了这个时代最时髦的“中产”生活，由于他们有“艺术家”的身份，因此他们对这种生活往往心安理得）“那么，这些“跳腾”的人，这些在“漂”的过程中体会“自由”的人，才真正完成了第二次“身份革命”。
     传媒人无论怎样折腾，他们还有一份职业。另一种人——或专事旅行、自由写作的人，可能更典型地表达了“游牧民族”的人生实践。他们长年漂泊于路上，没有目标，居无定所，但他们感受的那份生活，使他们获得了自由的生命体验。散文家耿占春说：旅行和旅游不是一回事。旅游是一种商业行为，在这一行为实施之前，就已经有了规定的路线、地点、价格甚至最终目的。而旅行则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旅行者完全自主地支配自己的行动，旅行的目的和意义无法先确定，它体现在旅行的全部过程之中。显然，这种旅行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精神之旅，是旅行者的身心与沿途的自然、文化和人的相互感应及对话过程。……对我来说，旅行不仅是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它还成了一种生理的需求。10如果说耿占春的旅行内心充满了对“朝圣者”的崇拜，把那些真正的“行者”当作榜样。并希望获得一种“在当代的诸种深刻的文化矛盾中观察事物的方式”的话，那么，阿坚的旅行可能要更简单和朴素。对他来说，旅行既是一种“放风”，“换换口味”的生活，“修正自己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生存方式，是用“写旅行记卖钱”的生存手段。11事实上，以各种方式放逐自我，在不同空间的自由“游牧”者，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这种“游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它所蕴涵的文化意义，不仅是文化多元主义兴起后作为文化一元的建立，同时它也是对既定文化编码和文化秩序的解码行为。这也正像法国后解构主义先驱吉尔.德兹在《游牧思想》一书中谈论尼采时所说的那样：“在我们的体制下，游牧者命运多舜，这已是共识：为了使他们定居下来，我们将无所顾忌，而他们则罕能坚持。尼采的生活就像这样一个游牧者，他沦落为幻影，在出租房子里不停地迁移。但游牧者并不一定是迁移者，某些旅行发生在原地（in situ）他们是紧凑地旅行，即使从历史的角度看，游牧者也并不一定像那些迁徙者那样四处移动，相反，他们不动。游牧者，他们不过是呆在同一位置上，不停地躲避定居者的编码。我们也知道，对今日的革命者来说，问题即是要在某种特定斗争目标内团结起来而又不落入党派或国家机器的暴君和官僚组织中。我们寻求一种不重建国家机器的战争机器，寻求一种与外部关联的游牧体，这种游牧体不会让一种内在的暴君体复兴。或许这就是尼采最深刻的思想，它还标志着他同哲学的决裂程度，至少就其格言而言就是如此。他使思想成为战争机器——攻坚大锤，成为游牧力量。即使旅行静止不动，即使它身临困境，不可察觉难以预料，藏于地底，我们还是应当自问：‘谁是今日的游牧者，谁是真正的尼采？’”12在中国没有尼采式的形上“游牧者”，但就德勒兹所表达的思想而言，中国的“游牧”一族，是在不作宣告中践约了这一思想。
     与“游牧民族”的出现相对应的文化现象，就是网络文化的建立。网络文化就像德勒兹所说的“游牧”文化一样。这仿佛是一个可以纵横驰骋的“千座高原”，是一个由科技神话改变并重建的自由、随意、无限敞开的公共空间。因此，这个空间在向“每一个人”洞开的同时，也不断宣告它可以改变历史的种种可能，仿佛只要它愿意，这个世界就掌握或控制在它的手中。1991年,因特网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解禁，原因是这一组织意识到单靠美国政府已很难担负互联网的费用，于是私营企业开始介入，同时也开启了互联网的商业化目的。而商业也是互联网在90年代急速发展的真正动力。拒估计，全球电子商务的总量1999年将增长1倍以上，达680亿美元，相当于爱尔兰和波兰国民生产总值之和。电子商务的增长速度是全球经济增速的30倍。从1999年到2002年，电子商务总值将达9000亿美元。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说，美国与互联网有关的企业1999年创造的产值超过5070亿美元，大大高于1998年的3010亿美元。互联网产业将首次超过其他传统产业，成为美国第一大产业。到2002年，该行业创造的产值将达1.2万亿美元。互联网17年发展所创造的价值，接近于汽车工业100年发展

所创造的价值。而亚洲互联网电子商务营业额将由1998年的7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320亿美元。2001年亚洲互联网广告收入将达15亿美元。广告和电子商务被认为将成为亚洲互联网最主要的收益来源。13
     互联网在创造经济神话的同时，也必然要卷入政治并形成“互联网政治”。传媒与政治宣传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政治家决不会放弃网络空间的占领。对于西方政治家说来，网络对于竞选的意义首先纳入他们的视野。事实上，电子技术对于政治竞选的贡献曾经为许多政治家提供了灵感。罗斯福利用收音机发表“炉边谈话”，电波把他的政治主张传送到选民的寓所之中；肯尼迪利用电视发表演讲，他的英俊形象与翩翩风度轻易地赢得了选民。克林顿开始将网络与竞选联系起来。他的网络之上公布了自己的网址，任何一个选民均可以在网络上查到他的文字资料和图像资料，甚至可以向他提出建议。即使网址无法彻底替代竞选汽车与城镇集会，网络也会大幅度地削减竞选开支。选民的自由访问和发表意见、重要消息的即时传播、选举人演说时的网络集会、不久的将来可能实现的网上投票，这一切都使网络在民主政治之中扮演了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当然，如同政治家逐渐发现的那样，网络同样是锋利的双刃之剑。或许克林顿从未料到：若干年之后，他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性隐私竟然公布上网络之上，片刻之间传遍全球――1998年9月1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决定将检查官斯塔尔的报告通过互联网公诸于世。这一份报告主人公的显赫政治身份、这一份报告的性暴露程度以及这一报告的传播范围和传播速度均是空前的。这个事例让所有的人意识到，网络已经多么深刻地卷入了现代政治。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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