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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诱惑

时间:2007-3-28栏目:世界文学论文

英国小说是个女人味很重的体裁,尤以18、19世纪为甚。这表现于几个方面。首先, 许多名篇出自女作家之手(如克拉拉·里夫、安·拉德克利夫、简·奥斯丁、玛丽·雪 莱和布朗特姐妹等都是英国小说史上的里程碑);其次,这段时期小说的读者中女性所 占的比重非常可观;第三,18、19世纪小说的内容也多牵涉女性主题,大抵不出爱情婚 嫁这一范围,且多数作品的主角是女性。一些小说索性用女主人公的名字作为标题,如 《摩尔·弗兰德斯》、《帕美拉》、《克拉丽莎》等。据批评家依恩·瓦特的研究,小 说这一文学形式在该国的兴起本身就与18世纪妇女地位的改变密不可分。(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57),45-49,151-152,139-141,141-144,48,161,170, 151-154,137,166,216,222,219,218,137页。)这个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有较大上升,其 最直接、最重要的后果便是英国从此有了婚姻自由。爱情婚姻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个 时期的作品自然而然地开始注意对男女微妙复杂的感情关系的描述。(注:参见Ian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57),45-49,151-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 137,166,216,222,219,218,137页。)而无论以深度或广度言,这种描述显然非小说不能 胜任。
  小说的流行尽管得益于妇女地位的上升,但同时也反映并加深了18、19世纪英国妇女 仍相对卑微的社会地位。“反映”显而易见,“加深”则需要一个前提:即文学作品对 社会现实的干预作用。法国批评家福柯有关知识与权力的论述为这个前提提供了理论依 据。福柯认为,知识的制度化是权力的工具和载体。主导一个社会的各种力量以及其间 的关系都体现在各类知识中间,知识甚至是这种力量关系的结晶。知识又由各种出版物 和媒体传播到个人,影响他们的观点,左右他们的行为。所以,人们对书籍和各种媒体 产品的消费是社会权力中心辐射其力量、左右人们言行的重要方式。(注:参见Michele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1(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8)。这一 论点也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一论不谋而合。)福柯的理论激励了一大批 评论家,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当推批评家萨伊德。萨氏对欧洲东方学的研究表明,西方诸 强对东方最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征服同其在文化领域中对东方世界的表述相辅相成。(注 :参见Edward  Said:Orientalism,lst  ed.(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8)。)在晚期 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逐渐融合,生产手段和文化表述手段也日渐统一,这种条件尤其 有利于上述“互惠”关系的存在。当今的美国娱乐业(尤其是好莱坞)是文化、经济与意 识形态融为一体的最佳代表。制片商、电视网、报纸和大银行互相渗透,逐渐演变成一 个庞大的文化产业,其职能包罗从表演、制作、发行到播放渠道的整个过程。可以想见 ,这一产业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辐射到远在文化娱乐之外的各个领域。我们所处的具有浓 重后现代色彩的时代,政经力量的施展己不再仅仅(或主要)依赖于对生产方式的控制, 而更多地通过对表述手段——“代码”——的控制来实现,因此上述一体化也在所难免 。(注:参见Craig  Owens:Beyond  Recognition:Representation,Power  and  Culture,ed.Scot  Bryson,
Barbara  Kruger,Lynne  Tillman  and  Jane  Weinstock,(Berkeley:UCP ,1992),260页。)通俗点讲,一个政治经济领域财大气粗的人必须同时是在象征层面能 呼风唤雨的人,亦即拥有文化表述手段,反之亦然。颇有意思的是,文化的这一后现代 特征早在18世纪英国小说家里查逊身上便初露端倪。被许多人尊为英国小说之父的里查 逊还是一个成功商人(英国有名的印刷商),并常自我标榜为清教伦理的道德卫士。写作 对于里查逊可谓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一举三得。出版小说不仅给他带来丰厚的经济收 入,同时也是这位虔诚的清教徒传播其宗教理念的主要手段。
  福柯和萨伊德有关文化表述与权力的理论于小说同样适用。当然,小说对现实的影响 有其独特的机制与形式。同电影一样,小说有其他文化形式无法比拟的照明(illuminate)现实的能力。这种照明是文学干预现实的主要渠道,因为权力(power)运作 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可视性。在《约束与惩罚》一书中,福柯通过监狱建筑的可视性对改 造犯人所起的作用一例,十分形象地证明了可见性(visibility)对于权力作用之重要。 (注:Michele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tans.Alan  Sheridan(New  York:Vintage  Books,1979).)需要指出的是,可见性未必等同于视 觉意义上的“看得见”,它同样可用于抽象意义;如小说和电影对于现实生活的描述便 是为读者观众“照亮”了社会现实,尤其是其中各类社会关系以及读者和观众自身所处 的位置。换言之,文学和电影让人们看清了

他们自己是什么人。作品的照明把我们每个 人象征性地纳入我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网中,并赋予特定的社会角色。此处所说的“象征 性”指的是法国心理分析学家拉康(Jacques  Lacan)所称的“象征秩序”(SymbolicOrder),(注:拉康把人的主体分为“想象秩序”(imaginary  order)和“象征秩序”两 部分。)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和法律等具有约(规)定性的系统。文学艺术将读者观众带 入这类象征秩序中,使其意识到并接受自己的社会角色。同时,小说还通过其“照明” 效应把我们每个人置于社会的共同监督之下,在阅读与欣赏过程中对读者和观众的行为 产生鼓励或抑制作用。有的理论家认为,文学、媒体甚至包括公路边的广告牌都可能是 社会监视的形式——倒不是因为它们“看”到了我们,而是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我们自 己,我们的投影。法国后现代学者让·波得里亚的比喻十分生动:
  事实上这些广告牌能如“监视电视”一样好(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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