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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

时间:2007-3-28栏目:世界文学论文

刘再复在世纪之交批评张爱玲的创作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论文中写道:  “80年代,大陆一群思想者与学人从‘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历史教训中得到教育,知道  放下政治斗争留下的包袱与敌意是何等重要,换句话说,批评应当扬弃任何敌意,而怀  着敬意与爱意。对任何作家,不管他过去选择何种政治立场,都可以批评,但这种批评  应当是同情的,理解的,审美的。80年代的这种思路,到了90年代,似乎又中断了。大  陆有些作家学人,刻意贬低鲁迅,把左翼文学和工农兵文学说得一钱不值,与此同时,  又刻意制造另一些非左翼作家的神话,这在思维方式上又回到两极摆动的简单化评论。  现在真需要对90年代大陆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写作有个批评性的回顾。”(注:刘再复  :《评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见李陀、陈燕谷主编《视界》,  第7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弄潮儿,刘再复  的这一反思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刘再复对于80年代“审美主义”和“纯文学”的观念  仍然深信不疑,但是他对于90年代文学史写作所表达的不满及其提出的问题却值得思索  。由刘再复通过对张爱玲的创作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重新评价而提出的90  年代文学史写作问题,确实意味深长。它甚至可以被视为某种具有历史路标作用的书写  。因为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对中国现  代文学史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构成了大陆  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最重要的动力,它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大陆的“重写文学史  ”运动,同时在“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上具有明显的规范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  着当代文学史典范的变革。它以对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等人的发现和推崇,确定了  “重写文学史”的坐标和界碑。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史写作留下了大量的  空白,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构成了有趣的对照和潜在的对话关系。这种张力  为“重写文学史”留下了大量空间和充分的合理性。然而,到20世纪末,由夏志清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所开启的“重写文学史”已经充分释放和耗尽了它所积蓄的历史势能  ,空白之页已经充分填补,并且作为一种“文学史的权力”已经走到了另一个遮蔽与压  抑的极端。
  “重写文学史”成为一个明确的口号和明显的潮流是在1988年7月《上海文论》第4期  上陈思和、王晓明主持的“重写文学史”专栏。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在这一专栏下发表  了一批具有强烈的“重写”色彩的论文。“重写文学史”这一口号的提出构成了“重写  文学史”运动的高潮。“重写文学史”的正式提出和成为潮流,是在1988年,可是,“  重写文学史”的“辽沈战役”却打响于1985年。“重写文学史”的提出者之一王晓明明  确地把1985年在北京万寿寺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和  在会上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视为“重写文学史”的“序幕”(注:“正是在那次  会议上,我们第一次看清了打破文学史研究的既成格局的重要意义”,见王晓明《主持  人的话》,《上海文论》,1988年第6期。)。这是符合“重写文学史”的历史实际的。  而“重写文学史”的起点则更可以追溯到1978年前后对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以  及“文化大革命”“左”倾文艺路线的否定。正是通过对于“左”倾文艺思想的否定与  批判,1979年,《上海文学》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  的工具”说》,为文艺“正名”(注:对《纪要》的否定是从对“题材决定论”的批判  开始突破的,而以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构成了对《纪要》的彻底否定。1978年  5月20日出版的《人民文学》(1978年5期)在“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专栏下  发表了林默涵1977年12月29日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文学工作者揭批“文艺黑线  专政论”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等一组文章。《上海  文学》1979年4月号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  》,否定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并且强调文艺本身的规律。),强调文学的内部规律  ,重新解释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陈思和正是这样来正确地理解“重写文学史”的脉络  的:“‘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并不是随意想像的结果,近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确  实走到了这一步。……这在当时是出于拨乱反正的政治需要,实际上却标志了一场重要  的学术革命。”(注: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文学评论家》1989年2期。  “重写文学史”的政治实践意义在当时是不言自明的基本共识,并不是陈思和个人的看  法。作为《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的编辑,毛时安更清楚地认识到“重写文学  史”的政治实践意义:“‘重写文学史’专栏的筹划和出台,并不是出于编辑部的心血  来潮,更不是某个人灵感和机智的产物。它出台的基本背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  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必然要重  写文学史。重写文学史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在文学研究领域的逻辑必然。”)
  从根本上来说,构成“重写文学史”运动的有力支撑的是两个中心的观念:这就是“  文学现代化”和“纯文学”的观念。“文学现代化”被理解为“纯文学”,最终又被理  解为“现代主义”。因此,在80年代,“纯文学”的标准和“文学现代化”的标准几乎  是同时产生和确立的。也就是说,将“文学现代性”理解为“文学现代化”,将“文学  现代化”又理解为“纯文学”和“现代主义”的追求。这种理解直到90年代被固定为常  识。90年代后期,以“文学现代性”为题产生了一场相当规模的讨论,其论文结集出版

  ,基本上体现了这种80年代的常识。夏志清在美国接受当时流行的“新批评”理论的规  范和训练。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文学”的理解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了80年代的  “重写文学史”。与此同时,“新批评”的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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