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音哀以思”，“乱世之音怨以怒”之论，特别是以“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概括“变风”、“变雅”的内容与基调，突出了诗歌以哀伤之情表达现实批判的职能。《汉书·艺文志》之“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从发生学的角度强调哀乐之情抒发的需要是文学产生的内在驱力。王充《潜夫论·务本》之“诗赋者，所以颂丑善之德，泄哀乐之情也”，则将泄导哀乐之情视为诗、赋这类文学作品的功能之一。唐孔颖达《毛诗正义》甚至以“哀伤而吟咏情性”作为区分诗人与史官的标准。
　　“哀怨起骚人”，随着屈宋“哀志”、“伤情”之作典范意义的确立，哀情在文学中的表现压倒了乐情。魏晋以来，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了恒久的审美习惯与心理定势，即以悲为美，以感伤为美，所谓“高谈娱心，哀筝顺耳”（注：曹丕《与吴质书》。），并认为具有哀伤主题的作品能够给读者更为强烈的审美愉悦。对此曹丕《善哉行》予以了形象化表述：“悲弦激新声，长笛吐清气。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悦。”嵇康《琴赋序》云：“称其才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虽是就音乐的审美而言，但无疑适用于文学。哀伤之作最易打动人心，其美学效果是其他题材无可比拟的。因此哀伤主题之普遍，亦是作家取材好尚的自觉所致。
　　哀伤主题在《文选》中占有相当比重，反映了编选者与整个时代美学观念合拍的审美趣尚。尤其是《文选》在诗、赋类下专立“哀伤”一目，显然体现着萧统对以悲为美的美学传统的肯定（注：参见查屏球《由〈文选〉诗赋立目看萧统情感意识及宫体诗审美机制》，《江海学刊》1994年第4期。）。而萧统本人多愁善感的个性气质与“属词婉约，缘情绮靡”（注：王筠《昭明太子哀册文》。）的创作特色也使他对于作品中的悲吟哀叹有着基于同气相求的认可。
　　汉末到六朝大量哀伤之作的存在吸引着当时文论家关注并阐释这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钟嵘《诗品序》立足于五言诗的创作实绩，突破传统的“物感”说，仅将“物”限定于自然景候的陈调，认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同样对诗人有着强大的感召力：“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此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所列使诗人“感荡心灵”的生活内容几乎都属于产生哀伤之情的范围（只有“女有扬蛾入宠”例外）。萧绎《金楼子·立言》谈到文笔之别时，甚至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如此界定不无偏颇，但的确有汉末以来大量涌现的哀伤之作作为支撑。萧绎此论实际上是以“流连哀思”概指文学所特有的抒情特征。因为正是那些盘恒于心的未遂之志、未了之情、未释之怀是文学得以生长的最为强大的内在驱力。
　　收稿日期：2002-08-17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月加兆
　　　　＠②原字日加方
　　　　＠③原字服加鸟
　　　　＠④原字据的（繁体）
　　　　＠⑤原字山加焦
　　　　＠⑥原字山加尧
　　　　＠⑦原字土加禀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