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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

时间:2007-3-28栏目:中国文学论文

一、《两都赋》体制溯源
  清程廷祚《骚赋论》云:
  若夫体事与物,《风》之《驷》,《雅》之《车攻》、《吉日》,田猎之祖也;《斯干》、《灵台》,宫殿、苑囿之始也;《公刘》之“豳居允荒”,《绵》之“至于歧下”,京都之所由来也。
  程氏的见解是很精辟的。但陈氏只从内容方面说,并没有考虑到这些不同题材、内容的赋作体制上的特征。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情形就会小有不同。从京都赋的内容上说,它同《诗·大雅》的《公刘》、《绵》中某些段落有相同处,也同《小雅·斯干》、《大雅·灵台》相近。因为汉代京都赋除写地理形胜、文物、礼制之外,也还写到宫殿、苑囿、田猎等。如果从京都赋的题材与结构的关系方面说,似与《诗·小雅》之《吉日》、《车攻》二篇的关系更为密切。
  《诗经》中《吉日》写西都之田猎,《车攻》写东都之田猎,皆以美颂为宗旨。朱熹《诗集传》于《吉日》题下引吕东莱语:“《车攻》、《吉日》所以复古者,何也?盖sōu@①猎之礼,可以见王赋之复焉,可以见君实之盛焉,可以见师律之严焉,可以见上下之情焉,可以见综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业者,此亦足以观焉。”这同班固说的“抒下情而通讽谕”、“宣上德而尽忠孝”相一致,正所谓“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从功用方面说,赋是由诗分化发展而来的。《吉日》、《车攻》都是以天子的行动为中心写田猎,而且一在镐京,一在东都洛邑,这同《两都赋》的结构有些相近。而且《车攻》第一章曰:“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牧庞庞,驾言徂东。”写东都洛邑之田猎,却从由镐京起程说起,将西京同东都联系了起来。因而,它们虽为独立的两首诗,但从文字、内容上说,也有一定的联系。所以,我觉得《两都赋》在构思之初可能受到《吉日》、《车攻》之启发。
  抛开内容、题材不说,只就体制言之,《两都赋》同《子虚》、《上林》有更多的相同之处。第一,都用“述客主以首引”(《文心雕龙·诠赋》)的方式。《西都赋》开头云:
  有西都宾问于东都主人曰:“盖闻皇汉之初经营也,尝有意乎都河洛矣。辍而弗康,shí@②用西迁,作我上都。主人闻其故而睹其制乎?”主人曰:“未也。愿宾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汉京。”宾曰:“唯唯。……”(注:引文据中华书局影印胡克家校刻《昭明文选》李善注本。本文所引赋原文,未另外注明者皆据此。)
  以下便是描述西京长安的文字,洋洋洒洒,两千多言,再无一句对话。人们读赋之时,根本就忘掉了有一个东都主人在睁大两眼呆呆地听着,也忘记了这是一个叫西都宾的在向人讲述,只觉得在读一篇文章。其未尾曰:
  若臣者,徒观迹于旧墟,闻之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偏举也。
  便算是收尾。这种开头结尾的办法,全是学了《子虚赋》的一套。
  再看《东都赋》开头:
  东都主人喟然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予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
  以此作为上下两篇的连接。这种以问答对话的形式将整篇文章装进去的方式来自先秦时的“问对”和散体赋(如屈原的《卜居》、《渔父》、庄辛的《谏楚襄王》、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钓赋》等)。从全篇来说,以问对为框,以赋的描述部分为画面。但这画面不是一个整幅,而是多片并接成的。赋中描绘场面与情节多用韵语或排偶段落,但这些韵语和排偶段落之间,又往往以散文句式组合起来。这就很像在各个画面之间又有些较细的金属条作为联缀物。由于赋的开头有这么一段交待背景、人物的文字,全文又以对话的形式组织起来,使它多少带有一点情节的因素,故国外有的汉学家称汉代大赋为“史诗”。从题材、内容方面说,京都赋的史诗性质最为突出。
  第二,风格上都有“极声貌以穷文”(《文心雕龙·诠赋》)的特征。列举物事,铺采chī@③文,也即司马相如说的“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由于《子虚》、《上林》、《两都》等赋的影响,这成了汉大赋的共同特征。追求壮美,以大、以多、以穷尽为上,有时其描述纯粹成了一种表现精神、气概、愿望的手段。
  第三,都是葫芦形的结构方式:两大部分自具首尾,但二者又有一定的联系。这种结构方式(体制)如再向上追溯,乃是来自宋玉《高唐赋》、《神女赋》,但不能说这当中没有司马相如的创造。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司马相如用宋玉写男女之情的一种特别的形式,表现了一个现实性很强的主题,因而《子虚》、《上林》后来成为写田猎、京都题材的大赋的范本。
  《两都赋》之前明确以京都为名的赋作,当推扬雄的《蜀都赋》。扬雄赋多因袭模仿之作,但也有变革与创新,其由司马相如的游猎赋而受启发创作《蜀都赋》,即为一证。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未收此篇,今人或疑其非扬雄之作,以其韵不叶。实际上此赋押韵与汉时韵部一致,并无不合(参罗常培、周祖谟合著《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严可均《全汉文》于扬雄赋中则列为第一篇,盖以为扬雄早期之作。后人依托的说法似不能成立。
  司马相如取《高唐》、《神女》的形式而反映了现实的主题;班固由《车攻》、《吉日》的内容表现和《子虚》、《上林》赋的模式而成《两都赋》,表现对当时政治的看法,展示了前后汉政治中心的壮阔图画,表现了人们要求安定的愿望和作者的历史观。《子虚》、《上林》是写苑囿、田猎,而《两都赋》扩大至写京都,包括宫殿、苑囿、田猎、礼俗、文教等,内容的历史文化蕴含更为丰富,从而使它获得了永久的艺术生命力和不朽的价值。
    二、《两都赋》的背景与作时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后,定都于洛阳。刘秀为安抚天下和表明自己是继前汉的正统,于建武六年、十年两次亲幸长安,祠高庙,祭前汉十一陵;十八年三月,又重复此举。明年,“有诏fù@④函谷关,作大驾宫、六王邸、高车厩于长安,修理东都城门(李贤注:“长安外城门,东面北头第一门也”),桥泾渭。往往缮离观,东临灞chǎn@⑤,西望昆明,北登长平,规龙首,抚未央,@⑥平乐,仪建章。是时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明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注:杜笃《论都赋》。据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杜笃传》,下同。《后汉书·光武帝纪》十九年有“是岁,复置函谷关都尉,修西京宫室”的记载。)。建武二十年,京兆杜陵人杜笃上《论都赋》(注:杜笃上《论都赋》时间,可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以为关中表里山河,是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后汉书·杜笃传》)。但此等大事他不敢直言,而设为客有为笃言者,“笃因为述大汉之崇,世据雍州之利,而今国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但杜笃封奏此赋之后并未见朝廷有什么反应,他个人也未因此而得到任命褒奖(注:《后汉书·杜笃传》:“杜笃,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笃少博学,不修小节,不为乡人所礼。居美阳,与美阳令游,数从请托,不谐,颇相恨。令怒,收笃送京师。会大司马吴汉薨,光武诏诸儒诔之,笃于狱中为诔,辞最高,帝美之,赐帛免刑。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曰……。笃后仕郡文学椽,以目疾,二十余年不kuī@⑦京师。”)。但是,希望迁都长安的呼声却时有所闻。这似乎反映出东汉政权重建之后,在社会趋于安定的情况下人们对前汉昌盛时代的向往—

—人们无形中以前汉武宣之世作为发展的蓝本。故终光武、明帝之世,一直有人重提迁都之事。甚至到章帝时,还有人希望迁都长安。《文选》卷一《两都赋》题下李善注: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阳,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阳,故上此词以谏,和帝大悦也。李善以为《两都赋》作于和帝(89-105年)时。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卷二言“和帝恐系明帝之误”,而“假定在为郎后一二年”,故系于明帝永平九年(66年)。二者相差三十来年。按班固迁为郎典校秘书在永平七年(64年),陆说似为有理。然《东都赋》东都主人对西都宾说:“今将语吾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显然是作于永平以后的语气。则陆说有误。根据其他方面材料看,《两都赋》之作亦不至迟至和帝之时。根据我的研究,其应作于章帝(76-88年)之时。因为:
  一、班固于永平七年因为同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而迁为郎。《后汉书》卷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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