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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演义》原编撰者及有关问题

时间:2007-3-28栏目:

》载,因府城南有紫芝山(古代产紫芝)而得名。“潭邑”(或又作“潭阳”),明万历《建阳县志》载:“建阳县古有大潭城。闽粤王无诸筑城于上,以拒汉。下瞰大溪,潭水泓澄,故以名焉。”书林,方彦寿《建阳刘氏刻书考》(上)说:“在建本中,凡出现‘书林’二字,均指崇化书林”。又说:“建阳崇化里村外歌乐山上,历史上曾有一座书林门,门的上方即大书‘书林门’三字,系出入书林的古驿道的必经之地。”(见《文献》季刊1988年第2期第208页))。明代当地著名刻书世家,如余氏刊本等亦多自题“闽书林”、“闽建书林”、“建邑书林”、“书林”云云。由此可见,黄正甫乃是福建建宁府建阳县崇化里书林(今书坊乡)人,其所刻的是明代数量甚多的闽建本《三国志传》中之一种。
  (二)主要家世与生活年代。南宋理学家黄gàn@①(朱熹弟子、女婿)曾寓建阳,有子遂定居于此。据清刻《敕建潭溪书院黄氏宗谱》记载,其后裔黄尚问(1299~1383)入赘至崇化里,黄正甫(名一鹗)即尚问之十世孙。
  此《宗谱》又载:一鹗(即正甫)父名黄世茂。“世茂公之子,讳一鹗,字正甫。妣江氏成女。生卒俱失考……生子三:国荣、国堂、国丙。”世茂尚有子黄一方,即正甫胞兄。此谱又云:“一方公长子,讳国聘,邑庠生。万历十三年乙酉九月初五日(生),殁康熙十九年庚申正月初十日。”(注:见方彦寿文(《文献》季刊1989年第3期第241页)及其惠函。)今依当时一般民间习俗来推算,男子年十八娶亲,约二十岁前后得长子,那末由黄国聘生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上推,黄一方则当约在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前后出生。黄正甫在《宗谱》排名上,是黄一方紧邻相接的胞弟,如果他比其兄少三至五岁或稍后些,则约当生于明隆庆三至五年(1569~1571)或稍后。按明隆庆只有六年,由此而知,黄正甫主要活动年代大约在明万历、天启期间。这也许离事实并不会太远(尚可参见下文)。至于说黄正甫大约在明弘治十三年(1500)以前,即他出生前约七十年左右,便已经“梓行”这部《三国志传》,就令人难以置信了。
  (三)刻书活动。黄正甫刊本除《三国志传》外,今所知见的还有刊行于明万历年间的其他通俗畅销书。
  《兴贤日记》四卷,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刊,现藏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卷一端题“新镌徽郡原板校正绘像注释便览兴贤日记故事”,“洪都詹应竹校正”,“书林黄正甫梓行”。书末有木记题“万历辛亥孟夏月/书林黄正甫绣梓”(注:关于《兴贤日记故事》一书,承蒙日本新xì@②大学副教授中川谕博士协助调查并寄来书影,谨此致谢。)。
  《二十四孝日记故事》一卷,现亦藏日本内阁文库。卷端题“锲便蒙二十四孝日记故事”。此书上图下文,每半叶有两则行孝故事,全书六叶共二十四则君臣行孝故事。此书与《兴贤日记故事》合为一册(其编叶:前《二十四孝日记故事》,从第一叶始至第六叶;后为《兴贤日记故事》,从第七叶始至书末(注:关于《二十四孝日记故事》,参见福建省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学者方彦寿先生、日本学者中川谕博士等惠函及日本京都大学金文京教授惠赠的书影。对于以上学者的盛情支持,深表谢意。)。陈按:以上两种同时合编入此丛刻本,俱为黄正甫所刊。故日本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类书と庶民教育》一文录载作:《锲便蒙二十四孝日记故事》,“万历辛亥(三十九年)‘书林黄正甫绣梓’”。
  《精选古今诗词筵席争奇》三卷,“明万历书林黄正甫”刊,见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卷一著录。按当时此类争奇体裁作品十分风行,如明万历、天启间建阳书林余氏萃庆堂就刻有当代作家邓志谟的六种“争奇”各三卷:《花鸟争奇》、《山水争奇》、《风月争奇》、《童婉争奇》(有天启四年序)、《蔬果争奇》(有天启四年序)、《梅雪争奇》(注:邓志谟,名灵,号景南,别号竹溪散人、亦号百拙生。今人孙一珍说他“生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左右,卒于天启四年(1624)以后”,是“在万历和天启年间多产的作家”(见《中国通俗小说家评传》第72、78页)。邓志谟著述颇丰,有小说、戏曲、“争奇”系列作品,以及通俗日用类书等数十种。余泗泉萃庆堂刻其书最多。但是邓志谟作品,今多流失国外。据金文京教授《晚明小说类作家邓志谟生平初探》说,邓志谟六种“争奇”作品都为余氏萃庆堂刻,余刻本现藏日本内阁文库五种、龙谷大学一种。除此之外,所见《山水争奇》三卷,尚有明天启间清白堂刻本,存“康生”藏书印。
  此外,另《茶酒争奇》二卷,天马山人(朱永昌)撰,明天启四年(1624)甲子清白堂刻本,亦有“康生”藏书印。
  由上可见,明万历、天启间“争奇”体作品风行一时,黄正甫书坊刊刻《筵席争奇》是毫不为怪的。)。其《山水争奇》三卷,还有明天启间建阳书林杨氏清白堂刻本。黄正甫所刻《筵席争奇》当也是时尚畅销书。
  由上可见,黄正甫其人主要生活年代及其刻书活动都是在晚明时期。
  其次,再从黄正甫所“梓行”的《三国志传》来看。
  此书乃孤本,今仅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图)。据原北平图书馆旧卡记录:“《三国志传》二十卷八册,明书林黄正甫刻本。购订处:邃雅斋(北平琉璃厂)购。收到日期:(民国)24(1935年)/3(月)/11(日)”。是1935年原北图从琉璃厂书肆购得的。所见八册乃金镶玉重装本,入藏前当已为之。有学者说:“黄正甫刊本的封面、叙、目录是天启年间重印时补配的”;而正文是“今见”之“最早刻本”(见《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1期)。即正文比“叙”、“目录”早,其“刊刻时间大约应当在公元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以前”(见《〈三国演义〉的作者真的是罗贯中吗?》)。因此,对于这些问题应该进行必要的探讨。
  (一)关于正文。从各卷卷端所刻的书名来看,此本首卷端题“新刻考订按鉴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第七卷同,第二卷只缺“全像”二字、第八卷“新刻”作“新镌”二字);然而,第三卷端题“新刻京本按鉴考订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其第四、五、六、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卷端题都同第三卷。此书共十六卷卷端刊刻有“京本”二字,全二十卷卷端都题“新刻”、“考订”等字样。何谓“京本”?郑振铎先生说:明代闽地书铺,“凡翻刻南京、北京书,皆冠以京本二字,以示来源,有别杜撰”(见《西谛书话》第60页)。可见黄正

甫是据“京本”(这里当指南京刻本)翻刻的,当然也不排除他利用先前已翻刻“京本”而成的部份旧板来印行,无论属于哪种情形,都是曾经加过工(所谓“考订”、“按鉴”等)的“新刻”。既然有“京本”在先,黄正甫本就绝不是什么“最早刻本”,这完全是不言自明的事。即使以为“新刻”、“京本”云云是一种商业宣传手段,那末这种宣传的本身,无疑也透露出当时已经出现了《三国志传》众本纷呈而黄正甫本并不“最早”的消息。
  今见黄正甫本正文的一些文字,未必都能算得上“最早”。以其卷之二《曹操兴兵报父仇》段对曹操在兖州招纳贤士的描写为例,来与余象斗双峰堂刻本《批评三国志传》(下简称“余本”)相比照,不难发现其多处文字是经过改易的。(1)“余本”写郭嘉推荐刘晔,说他“十三岁与母报仇,杀仇人头拜墓;二十馀岁在扬州席上砍杀刚强郑宝,名闻淮海。”而黄正甫本则删去杀人之事,并把刘晔从“光武嫡派子孙”改为“光武宗派”。“余本”写荀yù@③推荐程昱时,说他“身长八尺三寸,美须髯,眉清目秀”,黄正甫本也加删除。这些是因为强化尊刘贬曹倾向的需要。(2)“余本”写曹操访请程昱,“遣人于乡中根问,果得消息于山中读书”;黄正甫本改写作“操遣人于乡中访问,在山中读书”。又,“余本”写夏侯dūn@④推荐典韦时,对曹操谈其发现典韦的经过:“某(dūn@④自称)于中山射猎,见一大汉逐虎过涧,问之即典韦也,收在军中久矣。”而黄正甫本改作“dūn@④于山中射猎,见此人逐虎过涧,收在军中久矣。”显然,黄正甫本的这些文字经过了改易,尽失其本色;而且将“根问”改作“访问”,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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