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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与分歧:女性主义文论与后现代文化

时间:2007-3-28栏目:中国文学论文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科技文明的迅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先后步入后工业时代。西方文化也在经历了一次次裂变之后,向后现代时期推进。虽然说在如何界定后现代社会的特征与后现代文化的内涵、后现代社会究竟以何时为起点,甚至后现代本身是一个历史概念还是体现为思维方式的转换等问题上意见均不统一,但此时出现的诸多哲学与社会思潮在反叛权威、颠覆传统、批判资本主义科技文明与理性等方面无疑具有一致性。女性主义文论作为当代西方与后现代思潮几乎同步崛起的一种重要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模式,自然或多或少地汲取了其中的滋养,借鉴了其颠覆与反叛的时代精神。在这当中,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对后现代社会状态的基本描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怀疑主义哲学和权力——话语学说,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新精神分析理论,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哲学,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与佳·C.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等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等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解构现存的思维习惯、道德习俗以及价值定势的趋向。这一趋向,和反叛父权统治、与生俱来便具有颠覆特征的女性主义文论的精神价值完全吻合。事实上,美、英、法等国的女性主义文论家,都各自从上述理论话语中获得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批判分析的立足点,发展出文化身份批评、精神分析学派的女性主义、具有后殖民色彩的女性主义,以及探索女性话语建构的女性美学等等。
  1985年,美国文学批评家埃莱娜·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为文集《女性主义新批评:关于妇女、文学与理论》(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Essays  on  Women,Literature  and  Theory)所作的序言《女性主义批评的革命》(Introduction:The  FeministCritical  Revolution)中承认:“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女性主义批评家、黑人批评家和后结构主义批评家之间正在相互靠拢。也许这仅仅是因为在80年代的气氛中,他/她们代表着先锋派的方向以及拥有共同的敌人,即那些力陈返回‘基本要素’和‘经典作品’的人们,那些信守传统的经典书目、指责新兴的理论学说和富于反抗精神的少数民族带来了所谓的‘危机’的人们。”[1](P141)可以这样说,女性主义文论是与当代诸多哲学社会思潮相互纠缠着共同步入后现代语境的。无论在时空还是逻辑指向上,它们之间均具有同一性。因此,不少学者将女性主义文论视为以颠覆与解构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中的一支。
  笔者认为,鉴于有关后现代社会特征与文化内涵的认识尚未形成公论,机械地将女性主义圈定于后现代范畴之内或剔除于外,本身并无太大的意义。关键在于通过分析甄别,界定其各自的主导特征。根据对后现代文化一般意义上的理解,笔者认为,在与后现代哲学社会思潮的碰撞中,女性主义确实充分借鉴了其理论观点与方法论为自己的性别政治与诗学立场服务,然而,这一契合并不能掩盖两者之间难以弥合的本质差异。如果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或者用后现代主义来改造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论甚至妇女解放运动都将面临被解构的危险。
  中国学者包亚明在《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之《后现代景观》卷的序言中,较为深刻地探讨了女性主义与后现代诸多流派之间产生契合的内在原因。他指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等在思想与实践方面的本质相似在于,它们都希望消灭现存的统治——服从秩序,反叛以心灵与肉体、精神与物质、宗主与臣属、男性与女性等为基本表现形式的二元对立结构,“而现代性理论及其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普遍主义哲学无疑一直倾向于支持对臣属、女性的压迫,尤其是人本主义话语中的大写的‘人’字直接掩盖了宗主与臣属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别,暗中支持宗主对臣属、男性对女性的统治。”[2](P4)故而,“以攻击普遍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二分法思维模式为目标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理论,会对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产生如此巨大的亲和力,它们因为共同怀疑现代性、现代政治、现代哲学的傲慢与可疑的主张而一下子成为了同路人。”[2](P4)后现代思潮不仅因颠覆二元对立等级结构而与女性主义志同道合,它对多元性、边缘性与异质性的强调,同样在被边缘化,被排斥在理性、真理和客观性声音之外的女性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之与后现代文化并非是单向度的先“拿来”、后接受的被动关系。女性主义由于从性别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菲勒斯中心和逻各斯中心的文化进行了激进反叛,同样有助于解构对于男性、女性范畴,甚至对于人的概念的本质主义认识,模糊甚至否定二元等级对立关系,揭露历史文化价值的人为性质。它不仅通过对经典文本的抗拒性阅读、对女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对建构女性美学甚至女性话语的探索,为后现代文化提供了大量变化、断裂、矛盾的个例,而且以自己丰富的理论成果,充实与印证了后现代文化理论。因此,女性主义文论亦有力地促进了后现代文化的纵深发展。J.F.麦卡乃尔在《思考拉康:批评和文化无意识》中认为:20世纪西方文论“对所有被视为自然的东西进行批判,从而表明被视为或称为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历史和文化的营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3](P511-512)女性主义和其他文论流派一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语言本体分析、意识形态分析、解构分析等理论学说来理解和解释男性与女性文学创作,参与营构了20世纪西方文论的批判特征。
  这一特点,在擅长抽象思辨的法国女性主义学者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美、英等国的批评家曾经注重文本批评实践而轻视理论话语建构。在她们的心目中,理论本来就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产物和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将女性主义理论化,无疑有被父权文化同化与收编的危险。然而,随着女性主义文论的深入发展,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总结批评方法、建构理论体系,使女性主义诗学话语足以与男性话语相抗衡的必要性,于是促成了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学院化。在这过程中,法国学者的理论在美英各国的传播与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理论成果的多元吸纳使女性主义文论如虎添翼。解构主义拆解文化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二元等级对立思维逻辑的思想,从哲学的高度给女性主义提供了破除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理论依据;罗兰-巴特社会语言观和福柯权力——话语学说的吸收,使女性主义学者将语言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这两种微观与宏观的批评形式综合为一体,从语言的层面揭示权力在历史文化的深层运作的机制,并着力探索表达女性的历史经验、情感与欲望特征的文学语言,

以及适用于解释妇女的文化困境,评价妇女写作中独特的意象、隐喻、象征、暗示、风格、文体等的文学批评理论框架。在对各种批评流派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英国的朱丽叶·米歇尔(Juliet  Mitchell)、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玛丽·伊格尔顿(Mary  Eagleton),美国的盖尔·卢宾(GayleRubin)、埃莱娜·肖瓦尔特、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苏珊·古芭(Susan  Gubar)、佳·C.斯皮瓦克,挪威的陶丽·莫依(Toril  Moi),法国的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露丝·伊丽加莱(Luce&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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