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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童话语言的叙事学分析

时间:2007-3-28栏目:中国文学论文

一、童话叙事话语的表层功能——叙述语与转述语的分配
  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罗兰·巴特在《叙事学研究》中,对叙事文本的研究严格参照语言学方法进行,认为叙事作品的语言成分除通常的“句子”外,还有“话语”。“话语本质上类似于言语,是一种被具体化了依赖于具体的上下文关系(小语境)和所涉及的社会生活背景(大语境)而存在着的句子”。(注:徐岱:《小说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61页。)句子、话语或言语形成的“叙述流”是整个文本存在的基础。叙事者的叙述、隐含作者的控制、叙事结构的形成、风格的显现,必须依靠语言作为中介和手段。叙事文本通常由两种形式组成,一般称为“叙述语”与“转述语”。后者由人物发出但由叙述者直接或间接引入文本,只须表现人物性格;而前者除此之外,还要联结故事情节,填补叙事空白等,这从文中的描写和议论等内容即可看出。
  作为童话文本,“叙述语”与“转述语”在文中所占比例的不同,直接影响审美性的强弱。因为这个发出与权威话语者(成人作者)不同声音的“他者”,多是儿童,甚至动物、植物或无生命物体(它们模仿的也是儿童或成人的语言),其语言特点尤其与众不同。成人可通过叙述语直接传达思想,儿童则更易通过人物形象的转述语进入文本,从而唤起他们对自身幼者身份的认同。如何分配叙述语和转述语在文中的比例,成为作者与读者能否沟通的关键所在。哲学家马修斯认为,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而哲学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活动。(注:(美)马修斯:《哲学与幼童》,陈国容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页。)他们对世界及生命最原始、执著的追问使自己的语言产生了隐喻,而作品体现儿童语言隐喻特色的最好方式是对话。这种对话不仅体现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之间,也体现在成人作者与儿童读者之间、作者与主人公之间。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极力提倡小说的对话性,他认为在语言上作者与主人公、读者、叙事人同样是平等的对话关系,“叙述人通过自身体现着作者的意向”,“作者的思想渗透到他人语言里,隐匿其中;他并不与他人思想发生冲突,而是尾随其后,保持他人思想的走向”。(注:(俄)巴赫金:《诗学与访谈》,白春仁、顾亚玲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6页。)否则,作者思想通过叙述人完全控制人物思想语言,则成为独白,窒息了人物思想发展的可能性。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揭示了童话语言的本质。在童话中,若作者“独白”式的语言使叙述语所占比例过大,会导致成人意识的强行灌输,人物失去表现个性的可能,从而也失去儿童读者。因此,“对话”不仅是让人物有自己自由独立的思想、语言,而且更是成人作者欲与儿童处于平等地位所采取的一种姿态。这体现在童话语言表层特征上,即是重视“转述语”,让“他者”的声音显示出来,使儿童读者也在话语中认同自身的位置。
  我们可以对比两个例子。叶圣陶的《稻草人》诞生于上个世纪水深火热的20年代,叙事话语自然打上时代的烙印。这篇童话中的“转述语”明显少于“叙述语”,除几小段孩子与母亲的对话,跳河女人的自白,鲫鱼的话和稻草人自己的心理对话外,都是叙述人代表作者议论、描绘、评判。笔者曾在《一个童话叙事模式的中西比较》(《浙江学刊》2000年第3期)中对《稻草人》的叙事话语特征进行过分析,认为叙述语占据作品的大多数篇幅导致叙事主体控制权太大,而且作者自身思想倾向也显露得更多,以至仅有的几处人物语言显不出作为童话的特色。作为拟人形象存在的稻草人的多处心理独白也是如此,“请你原谅我,我是个柔弱无能的人啊!我的心不但愿意救你,并且愿救那个捕你的妇女和她的孩子,还有你、妇人、孩子以外的一切受苦受难的。……”这些话语使整个作品流露出悲观绝望的气氛。正如巴赫金所分析的独白型作品,人物意识完全从属作者的意识,整个“叙述流”只表现一种声音。而这里“他人语言”也丢失了自己的本来性格。代表作者观点的叙述语太多,带来的叙述语与转述语的成人化,尤其是“他者”声音的丢失,使得主人公“稻草人”被很多评论家分析为“软弱的小知识分子”的代表,其“童性”特征仅表现在用了些拟人、比喻的修辞手法,而儿童读者也无法通过话语认同自身。
  再来看郑渊洁的早期童话《开直升飞机的小老鼠》。在童话审美性刚刚复归的新时期,教育的痕迹依然较重,但郑渊洁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还了童话语言的本来面目。这篇童话的转述语多于叙述语,“对话性”突出,有人物与人物的、人物与自我的、叙事者和叙事接受者的,更多地注重了显示(showing),即让人物自己说话,让故事自己发展,使文本充满了多种声音与多种价值观,作者的权威话语表面尽量不专断独行。比如童话以对话开头,小老鼠舒克既有老鼠的“物”性,又有孩子的“人”性,它贪吃,但毕竟像个孩子,知道“偷”很害羞,便用做好事来弥补坏名声,但时常容易犯老毛病,帮蜜蜂运蜜时故意多拐弯,让蜜洒出来,“这倒不错,既没有偷,又能吃饱”,“‘不是你劳动换来的就是偷’,他仿佛又看见小木头羊对他翘鼻子,”人物的内部话语用两种声音显示出来。花猫捉住了舒克,却被小动物指责,猫说:“老鼠都是坏蛋!”这是猫的价值观和逻辑,但作者没有限制它说话,恰恰是猫的“转述语”更突出了文本的统一审美性。童话中无论他人话语还是作者话语,都处于平等对话的关系,从而具有各自的生命力和审美性。这种叙述话语也使成人作者与儿童读者有了平等交流的可能。
    二、童话叙事话语的深层特质——幽默与隐喻
  童话文本叙述语与转述语的恰当分配,为体现语言的深层特质创造了空间,成人作者通过话语对童年本质和儿童心理的探究、模拟,也在更深层与儿童读者进行对话。
    (一)幽默
  幽默(humour),是人类对娱乐游戏的生命需求,具有相当的审美内涵。幽默对于儿童文学,比成人文学更加不可缺少。美国心理学家乔洛姆·辛格等认为,“幽默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其萌芽自婴儿出生第二年起即开始具备,从幼年起通过游戏培养婴儿的幽默感,对其日后创造力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注:转引自张锦江《儿童文学论评》,新蕾出版社,1987年,第13页。)创造心理学认为,创造的个性的一大特点是富有幽默感,它同联想的灵活和“思想游戏”的大胆,几乎是形影相随的。而儿童对幽默又极为敏感。因此,童话用幽默贯穿,几乎是每一个具有“游戏精神”和“童年意识”的成人作者创作的重要手段,它不仅是叙事语言的具体表现方式,而且深入到文本内核,深刻传达出童话快乐的本质。
  儿童为什么会具有成人觉得幽默的能力?能够自己开始阅读的儿童至少已到了学前期,跨越呀呀学语的阶段,思维从具体形象性向初步抽象概括性逐渐发展。皮亚杰认为,儿童7岁以前的思维是自我中心的思维,而不是社会化的思维。思维中的各种观念常常是互不联系,前后矛盾的。只有在7岁以后,儿童才开始有社会化的思维,即具有真正逻辑性的因果思维或反省思维”。(注:(瑞士)皮亚杰:《儿童的语言与思维》,转引自朱智贤《儿童心理学》(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183页。)此时他们的注意,也倾向于整体性。影响到语言,虽然此时他的词汇量在不断增加,但对于表达思想仍然不足,很多抽象的词如“明天”、“痛苦”、“复杂”等对儿童已有的经验来说还过于深奥。因此,他们的语言库中存在着大

量的“消极词汇”(朱智贤语),而模仿、滥用“消极词汇”可能构成儿童语言“幽默”的一个原因。所以,皮亚杰的结论是:“社会适应的主要工具是语言,它不是由儿童所创造,而是通过现成的、强制的和集体的形式传递给他,但是这些形式不适合表达儿童的需要和儿童自己的生活经验。因此,儿童需要一种自我表达的工具……这就是作为象征性游戏的象征体系。”(注:(瑞士)皮亚杰、B·英海尔德:《儿童心理学》,吴福元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6、47、83页。)可见,儿童是在自己的语言思维体系中成长起来的。
  儿童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儿童语言行为的幽默感与成人有很大不同,他们言语真诚、稚朴,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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