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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门与文场之间

时间:2007-3-28栏目:中国文学论文

考察唐代诗学史,僧人之功不可没。唐代诗僧或僧诗的现象非常显著,研究唐代诗学,如何评估佛教在其间所发挥的作用,尚有待于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中唐神清撰《北山录》十卷,包括《天地始》第一、《圣人生》第二、《法籍兴》第三、《真俗符》第四、《合霸王》第五、《至化》第六、《宗师议》第七、《释宾问》第八、《丧服问》第九、《讥异说》第十、《综名理》第十一、《报应验》第十二、《论业理》第十三、《住持行》第十四、《异学》第十五以及《外信》第十六,共计十六项内容,分布在十卷之内。[1]《北山录》有西蜀草玄亭沙门慧宝注,但慧宝何时人则不详。此种文献篇幅不小,涉及面甚广,几乎论述了当时政治宗教学术文化各个领域的问题,文章或文学只是其关注的一方面内容。但是作为研究中唐文学的佐证或参照,其价值却不容低估。北宋钱唐沈辽作《〈北山录〉序》说:“余闻神清在元和时其道甚显。”赞宁《宋高僧传》[2]卷六有传,述及神清俗姓章氏,是绵州昌明人,学识深湛,受业弟子有一千多人,曾以“优文赡学入内应奉”,还谈到“清平昔好为著述,喜作编联,盖巨富其学,亦凿深其学,三教俱晓,该玄鉴极,彝伦咸叙,万人之敌也”。丘jùn@①《〈北山录〉后序》感叹“嗟乎!元和丙戌迄圣宋熙宁元年戊申二百六十三岁,而昔之大儒蔑一句称谓以褒贲乎神清,何也?”按《宋高僧传》本传记载,神清众多撰述中,《北山参玄语录》十卷,“博该三教,最为南北鸿儒名僧高士之所批玩焉”,可见《北山录》的全称为《北山参玄语录》,丘jùn@①认为《北山录》长期遭到冷落,似乎与传记所述不太吻合。神清学识十分渊博,倘要研究《北山录》在唐代文学或文论史上的意义,必须梳理作者宗教学术思想对于文学观的渗透。
    一、以佛教统摄儒道以及三教融合观照下的文学思想
  丘jùn@①撰《〈北山录〉后序》说:“唐宪宗即位元年,建号元和,于时文章彬郁,类麟鸾虬虎、兰桂珠贝,腾精露芒,溢区宇间,若韩退之、柳子厚、元微之、白居易、刘禹锡、李观,悉以才刃qíng@②造化,譬孙、吴、起、翦当战国际,争武勇权术之胜也……考其(指《北山录》——笔者注)大概,以□立空寂为本,欲天下派归于巨壑也。荟萃老子、孔子经术、庄、列、荀、孟、管、晏、杨、墨、班、马之说,驰骛其间,约万歧而趋一正,峙之则如山,tíng@③之则如渊,变之则风霆,平之则权衡,其恢宏辩博如是之甚矣!”此仅仅概括了神清对于中土先秦两汉学术思想的继承,但是神清与元和前后时期其他作家一样,属于佛教传入之后的人物,他对于六朝人物特有会心,比如《世说新语》中已与佛学结缘者以至齐梁高僧等,均进入其视野。《北山录》卷第三之《合霸王》说:“(晋)穆帝世,支道林缁林之奇茂者也。素风泠然,清波繁华,筑室林野,隐居求志,道德文章,为世所仰。天子三事,庶尹贤士大夫,岩薮知名,无不高其英迈,钦承道论;谢安、王méng@④、刘@⑤、殷浩、孙绰、桓彦表、王文度,若斯之徒,国华物纪,咸以八关斋法,山行泽宿,假日盘集,涤濯冠带,供荐香花,邕邕穆穆,周旋顾慕,契赏清奇,为一世之盛矣。”并对道安、慧远等大加推崇,表彰慧远周围“当时jìn@⑥绅儒林,傲世考盘,其若宗炳、雷次宗、刘遗民、周续之、张季硕之辈,凡百大名君子,咸与胥附。远公少与惠持偕为诸生,精《六经》学,礼乐名教,特为朝野法度”。神清均神往不已,其知识结构与学术倾向就不能不受到这一时期人物的深刻影响;同时他又反思过北魏、北周的“法难”浩劫,元和年间距离唐武宗灭佛也仅有三十多年,此事件的发生已征兆初露,因此在轩轾释儒的态度上,又与前人存在着分寸上的差异,这就是特定时代氛围所铸成的神清的思想特点。《北山录》卷第一之《圣人生》说:“是知天地无穷,品物流形,孰为六合之外哉?儒衣、缁衣各理其优,有务玄先生,辩蕴儒学,家富道书。曰:‘尔来余评,惟释氏之博大,吾无以拟议,虽圣人之末,皆得于糟粕。’”扬佛教抑儒道,继承了梁代僧yòu@⑦《弘明集》等一贯的立场。然而《宋高僧传》本传称神清述作“少分明二权一实之经旨,大分明小乘律论之深奥焉”,确实十分准确地道出了神清知识结构与学术的特征,他不像前代佛教界人物那样无所顾忌地贬低中土固有思想,以显示佛教的优越感。佛教界直至隋吉藏《三论玄义》和唐初道宣《广弘明集》等依旧一仍前代僧人贬斥孔老的立场,神清则一改《弘明集》、《三论玄义》以及《广弘明集》等十分峻切的观点,比较尊重儒道等中土学术,故其《圣人生》又说:“以大迦叶为老聃,以儒童菩萨为孔丘……释教极至也。”为何其态度与前辈相比发生很大的改变,具有较大的包容性?此乃出自于广结善缘以维护本教的考虑,《北山录》卷第十之《外信》说:“观夫古今撰制(慧宝注曰:“内典文章。”),多先贬周孔而降老庄,以为能文者,此启户纳盗,怒敌@⑧党之由也,夫一寇尚不可wán@⑨,况结二寇之重乎?”因此他以“二权”的定位来对待儒道,要借助中土固有学术文化传统来巩固佛教至尊的地位,可以视作佛教中国化进入成熟期的作品。
  中国佛教界人物与文学存在着不解之缘,这除了佛学人物个体性情的原因之外,可能与译经需要讨论文质问题有很大的关系,《出三藏记集》卷第十释慧远作《大智论抄序》说:“……尔乃博引众经以赡其辞,畅发义音以弘其美,美尽则智无不周,辞博则广大悉备。”很强调译经辞藻丰富及文义、音韵之美,而且认为这种尚美追求决定了佛经智慧的表述,非文美不足见智妙。同时他又看到“若遂令正典隐于荣华,玄朴亏于小成,则百家竞辩,九流争川,方将幽沦长夜,背日月而昏逝,不亦悲乎!”从众生接受角度来看,“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斟酌乎两端,“(慧)远于是简繁理秽以详其中,令质文有体,义无所越”。质不离文,文不溺质,这便是惟一的选择,在南朝时期,这种译经审美观,很自然会进入文学理论。《出三藏记集》卷第十五《释道安传》记载“安外涉群书,善为文章,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诗赋者,皆依附致誉,与士生杨弘仲论诗风雅,皆有理致”。佛徒因译经讲诵需要,留意于诗赋理论,可以考见当时许多文学观念的产生,无不与沙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最著名的文章学著作《文心雕龙》,其作者刘勰就出于定林寺僧yòu@⑦门下。
  到唐代僧人与文学的关系同样密切,几乎形成了一个文学的传统。就唐诗而言,僧人创作十分可观,刘禹锡《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并引》说:“词妙而深者,必依于声律。故自近古而降,释子以诗闻于世者相踵焉。因定而得境,故倏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信禅林之@⑩萼,而诫河之珠玑耳。”[3](P394)就诗学理论而论,按张伯伟先生编撰《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注: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后作者再作修订,于2002年更名为《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录《诗格》类文献二十八种加附录三种,其间作者身份是僧人的,就有皎然《诗议》和《诗式》,旧题贾岛(早年为僧后还俗)《二南密旨》,僧齐己《风骚旨格》,僧虚中《流类手@(11)》,僧神yù@(12)《诗格》,僧保暹《处囊诀》,桂林僧景淳《诗评》等,所占比例颇高。至于元和元年离开中国的日僧弘法大师,他删定所经眼的诗学类文献,编成《文镜秘府论》,更为中日两国学者所熟知。
  神清

在文学方面的见解,并不表现为写作《诗格》一类著作,他是从宏观角度来涉及文学问题,可为当时掀起的一些文学思潮提供重要的背景参照。作为僧人,神清怀抱着积极入世的态度,他之所以重视文学,与他尊重儒道有很大的关系,在此点上,神清显然不同于一般消极厌世的僧人。
  神清的佛学思想深受龙树《中论》的影响,其《北山录》卷第二之《真俗符》说:“真也者性空也,俗也者假有也。假有之有谓之似有,性空之空谓之真空。故悟士立真,与俗相违,合真俗于不二,中道洞照,赫然玄会……故万象语其真,以空为性,辩其假,以有为相,既空假一质,二际无得,非中道如何?是以观象之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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