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　阶段，研究者中多数前辈褒中有贬，贬中有褒。在我看来，第二阶段主导倾向是对第一　阶段的消解，不管消解中的建构，或解构中的建设如何，它们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着　眼于生存/形式(言说)最大限度的敞开。后新诗潮企图在文化上对传统诗教、诗美、诗　法、诗语进行全面突围。一方面应该看到，其积极意义是最大程度打开诗的可能性空间　，另一方面，也得承认在打开途径中，不乏冲动的极端和失度实验，导致了非诗倾向和　不少艺术内伤。简而言之，大体肯定的第一阶段和泥沙俱下沉淀之后得失、功过兼杂的　第二阶段，共同构成了中国先锋诗歌基本状况。应该说，20世纪最后20年，是百年新诗　写作和研究最畅达、最放开的20年，它告别意识形态钳制，筑就多元与相对的诗写格局　，在全球一体化国际接轨中，初步打造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型。新诗前沿研究的视域和真　功夫，就是从众说纷纭、万分复杂的现象中，祛除实践探索失误，大力发掘萌芽状的生　成性，并把这一生成贯穿在整个转型期。
　　一些人否定第二阶段——后新诗潮诗歌现象，有代表性的说法是“既然后新诗潮不是　原来诗歌规范意义上的诗，就可以不必把它当做诗进行学术确认”，“即便它是必然要　发生的，也未必是合理的存在”(注：见《思想的交锋　课题的深入》，见《文学评论　》，2002年1期。)。这种说法是在先入为主的一棍子否决前提下，才显出道理(深究其　里，也缺乏辨证)。不过，学术的穿透力恰好就体现在这里。新学人李震正是通过当下　活生生的诗歌现象，从严力、王小妮、于坚等个案经验生成中，用20万字“母语”，激　发出“回归本土文化语境，建构汉语诗歌生态学；返回母语，建构汉语诗歌批评话语；　返回文本，走向深度综合”的构想。这种立足当下鲜活实践、从而筛滤提升诗学的构想　，正显示先锋研究的活力。这里，有必要再严肃廓清一下：所谓先锋诗歌，无疑是代表　了独立、个人性、探索和创造意识。先锋诗歌实践，永远是自由心灵的无限寻找，固然　其大部分可能最终不能转化为经典，然而对先锋诗歌现象的各种研究，是完全可以从中　得出具有启示性和开拓性的东西。李震的研究就是一个例证。
　　如果吕进先生不承认观念偏守和对情况“失察”，坚持认为这批人的前沿研究因太切　近对象，无法进入成果评价，那么我要说，这种观点与心态十足代表学界对当代文学研　究的偏见与曲解。
　　众所周知，诗歌由于形式简括，各种本体元素十分活跃，故诗歌变革变幻常常成为其　他文类变化的先声(如朦胧诗的“对抗”“介入”写作之于“伤痕”、第三代的“整体　主义”之于“寻根”、“黑夜意识”之于女性写作)。正是这批人大量前沿性钻探，才　提供了较清晰的新诗前沿地质纹理，甚而触引出部分“原油”，为后来的诗歌流派史、　流变史、文体史，打下雄厚铺垫。倘若把这些颇具艰苦冒险的作业视为“非学术”、“　靠不住”，不能纳入成果与学科范围，岂不再次暴露学界裹足不前、欠缺进取胆气?倘　若学界坚持而不反省自己的评价机制，肯定会再次成为当代文学研究前沿——尤其是先　锋诗歌研究的人为障碍。只有现象复述而不见研究者灼见，只有史料编写而缺少自出机　杼的解读诠释，多年惯性养成的“温吞水”学风，显然不是一种健康的研究状态。没有　太多创意的“成果”，即使再堆积如山，最多也只能唬唬圈外人。
　　这里，再次涉及前沿研究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前沿研究有许多命题涉及当代性、当下　性，它确实与学术研究构成一对矛盾。一些人坚持认为：坚持当代性肯定会背离学术本　位，因此为维护学术规范的全面稳妥而坚决放逐当代性、当下性，长期来，学术本位瘟　疫般防备“轻佻”的当代性当下性，以为掺多了，学术就不纯不正。殊不知，任何学术　本位只要存在于“今天”，都无法逃避其当代性、当下性，一旦脱离它，其隐含的思想　锋芒和艺术敏锐肯定会遭到损害，因为任何当代性都关联着连续的历史，任何当下性都　回应着动态的历史。它们之间的“互文”，恰恰蕴藏着无限契机。
　　许多研究者对当下现象不屑一顾，其实现象具有无限丰富性。排除现象的丰富，实则　是自我削弱研究前沿的地基。杨义看得比一般人清楚，“现象总是远远大于理论，这就　给理论创新提供无穷无尽的资源”(注：杨义：《文学研究走向21世纪》，见《文学评　论》，2000年1期。)。王晓明也说：“研究者对当代生活深切的关怀，每每正是人文学　术活力的来源。”(注：见《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见《文学评论》，200　2年2期。)他们都指出当代生活和当下现象对前沿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是的，有了　当下的参与，才有前沿研究的刺激(包括激情、思想、领悟)，有了突显的前沿研究，才　会更多激活后续研究(注：在先锋诗歌研究受到怀疑时，尚有新鲜血液加入：敬文东的　《指引和注视》

、谭五昌：《秩序的生长——后朦胧文化诗学研究》(合作)，姜涛(90　年代叙事)，周瓒(女性诗歌)，李润霞(“文革”诗歌)，汪剑钊、张桃洲(以上都是博士　)等，有力地延续这一研究。)。
　　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现了像今天这样整体缺省、整体被遮蔽的“事件”，是极为罕见　的。它是诗歌界重大矛盾分歧在新形势下的大暴露，有必要引起争鸣，通过争论争鸣，　推动新诗研究走上广阔而不是偏狭的道路。
　　最后，我们愿意再次触及新诗研究几个“老大难”问题，提出来供同志们教正：
　　一、作为前沿性的先锋诗歌研究，多年来一直得不到大力支持与认可。固然它的某些　超前话语、方法论，与公众知解力、审美习性存在较大差距，主要是全局性主流语境的　结果，但也表明学界内部、学术视阈的偏守(说严重一点，还是故步自封、自以为是)，　以及由此带来的滞后的评价标准。反省滞后的评价标准，应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　可否认，诗学立场、观念，冲突、分歧是正常的，它带来的排它性，反倒有助于学术竞　争繁荣，但是排它性必须维持在起码的底线。不应该在貌似公允客观的话语权力下，公　然抹掉另一方有影响的存在。如若学界继续助长和维持这种局面，谈何学术公德、公平　?谈何建立科学、良性的发展机制?
　　二、诗歌领域无论是实践或理论研究，最具变革因素与生机力量都在其前沿地段。新　诗的现代转型，是新诗最困难的前沿课题。先锋诗歌研究处于新诗研究的前端，甚至在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它被垢病的不断“追新”“求新”，刺激了整个新诗研究。　淡化或压制其存在，甚至视为“非学术”“非学理”，是十分可笑的。正因为它是一种　实践性针对性很强的研究，对诗歌本身创作具有极大的“反作用力”，故新诗研究决不　可与当下、现场“脱节”。新诗传统，很大一部分来自新诗自身的生长；新诗的当下现　象，往往孕育着新诗建构最优秀的胚芽。放弃它，实则是放弃最好的诗学资源。聪明的　办法是在历史研究与当下研究中找到平衡点。从活生生的正反实践中，加大力度，促成　鲜活的生成诗学。
　　三、前沿地带的“工兵”作业，最需要敏捷的穿透力。其难度绝不亚于甚至超过后续　工作。无论对哪种研究类型(长线或短线)的研究者来说，观念视野、方法思维、知识更　新，都提出更高要求。就新诗研究的特殊性讲，它还断断少不了研究者，面对第一手感　性对象，弥足珍贵的生命灵悟。这种生命灵悟，强烈感应着诗歌本体的生命化，达成活　络的对流，在此前提下，才可能使研究生动光彩起来，它大大高于经院思辨。那种靠吃　“本本”、理念先行的“演绎”是走不远的，它太欠缺生命活体的热气。而无论是侧重　本土的灵性思维或外来分析思路，关键是充满个性化的求索、开拓、原创(或曰问题意　识、创新意识)应该永远摆在新诗研究意识的首位。
　　责任编辑注：吕进先生《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新诗研究》一文本刊未转载，读者如需　要，请见《文学评论》2002年5期。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