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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研究百年回顾

时间:2007-3-28栏目:中国文学论文

被称为中国“第一奇书”的《金瓶梅》自16世纪末问世以后,如惊雷乍起,誉之毁之,莫衷一是。然于聚讼纷纭之时,有志于研究者毕竟寥寥,不成气候。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学术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随着小说价值观念的变革与更新,《金瓶梅》的研究亦渐次由微而宏,由浅而深,遂成显学,学界称之为“金学”,以期与中国小说研究的另一显学——“红学”并驾齐驱。回首20世纪,百年烟云,倏忽过眼,本文拟为20世纪的百年《金瓶梅》研究作一历史小结。
    一
  伴随20世纪学术思潮的阶段性演进,百年“金学”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901-1948年,是为百年金学现代学术范型的奠立期。19、20世纪之交,在中国社会变革与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背景下,中国学术开始了从古典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型。表现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即由传统的感悟式“评点”方式转向融合西方现代人文学科成果的新的批评理论与方法的探索。而就《金瓶梅》的研究而言,首开先声的是王钟麒在发表于1908年《月月小说》2卷2期的《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一文中,以现代小说观念否定传统的“淫书说”,而充分肯定《金瓶梅》在揭露社会黑暗现实方面的思想意义。而后至1924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下册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出版,尤其前书有较多篇幅论及《金瓶梅》,命之为“世情小说”,并推为“世情书”之最,遂将金学研究引上现代学术之途。再至30年代初,由于不同于通行崇祯本的万历间刻本《金瓶梅词话》在山西介休县的发现(1932),极大地激发了学术界对于金学研究的热情,于是有一系列重要成果问世。其中创见最多、影响最著者当推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1933)、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1934)二文。郑文于《金瓶梅》时代、作者、版本多有考证,推许《金瓶梅》“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这是对鲁迅“世情说”的继承和发展。吴文进而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和功力,以翔实的材料考定《金瓶梅》作者籍贯与创作时间。以上二文一同以崭新而又科学的理论、方法与见解奠定了20世纪现代金学研究之基础。
  40年代金学研究中的重要成果有姚灵犀《瓶外卮言》(1940)、冯沅君《〈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1947)、孟超《〈金瓶梅〉人物小论》系列论文(1948)等。《瓶外卮言》是一部论文集,为民国年间金学重要成果的汇集。冯文于《金瓶梅》文学史料的考索有许多新发现,具有集成之功,孟超系列论文则是百年金学中《金瓶梅》人物形象专题性的系统研究的发轫之作(注:原载于1948年9月9日至11月7日香港《文汇报》,题为《金瓶梅人物小论》,1985年10月《光明日报》出版社结集出版,名为《金瓶梅人物论》。)。
  以上诸项研究成果,虽各有侧重,但在百年金学史上,都具有共同奠定现代学术范型的开创性意义。
  第二时期:1949-1978年,是为百年金学内衰外盛的分化期。本时期的金学研究,大陆由于受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成果寥寥。而在台港、日本与美欧则分别形成三个研究重心,成绩斐然。
  在第二时期的近30年间,国内金学研究中除李西成、李长之、李希凡、任访秋等所撰论文有较大影响外,值得注意的是潘开沛与徐梦湘有关《金瓶梅》作者的论争。1954年8月29日,潘开沛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一文,提出《金瓶梅》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由许多艺人集体创作之说,遂引发不同意见。徐梦湘于次年4月17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金瓶梅〉的作者》一文,予以反驳,认为《金瓶梅》完全是有计划的个人创作,之所以名之为“词话”,是因为最初小说都曾模仿评话创作。潘徐之争,作为本时期金学惟一的学术性论争,具有较重要的意义。然而,限于当时的学术环境,此次论争不可能进一步走向广泛、激烈与深入。
  本时期台港方面的重要金学研究成果集中在70年代末,1977、1978年,东郭先生《闲话金瓶梅》、孙述宇《金瓶梅的艺术》相继出版。前者广泛论及思想艺术诸方面,但深度不足。后者集中讨论了《金瓶梅》的艺术特色与成就,论述更为深入,为台湾地区《金瓶梅》艺术论的开山之作。
  国外的金学研究以美国和日本为盛。日本因文化上的因缘关系,以及《金瓶梅》的较早传入,研治金学起步较早,学者较多,成果亦著。奥野信太郎、长泽规矩也、小野忍、鸟居久靖、泽田瑞穗、小川阳一、上村幸次、饭田吉郎、太田辰夫、清水茂、后藤基巳等都陆续有金学成果问世,其中不乏兼任《金瓶梅》日译之学者。总的来看,日本的金学研究主要以文献见长。1948年至1949年、1963年、1965年,日本曾先后出版了三本金学研究论文集,分别名之为《金瓶梅附录》论文集、《金瓶梅特集》研究专号、《金瓶梅论文集》,可以视为日本学者金学研究主要成果的汇集。
  美欧的金学研究以美国韩南、英国阿瑟·戴维·韦利、前苏联马努辛、勃·里弗京(即李福清)等为代表。其中韩南成果最著,他于1962年在《亚洲杂志》发表《〈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对《金瓶梅》版本做了极为细致的研究。次年,又发表《〈金瓶梅〉探源》,该文以冯沅君和其他学者的研究为基础,对《金瓶梅》所引用之小说、话本、戏曲、史书等作了系统的溯源,是一部有关《金瓶梅》渊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韩南上述二文,资料丰赡,论证审慎,向为研究界所重。此外,马努辛一生致力于《金瓶梅》的俄译本工作,并著有《十六世纪社会暴露小说〈金瓶梅〉:从传统到创新》、《关于长篇小说〈金瓶梅〉的作者》等多篇论文,代表了本时期前苏联金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第二时期境外金学研究之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金学研究之不足,但毕竟是在相对隔离乃至封闭的背景下展开的,直到70年代末,这种状态才逐渐被打破,境外的主要研究成果也开始陆续传入内地。
  第三时期:1979-2000年,是为百年金学由分到合、相互促进的全盛期。80年代之后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西方现代人文科学成果的传入以及境外金学研究成果的译介,全国各种《金瓶梅》研究会的成立,国内外有关金学会议的召开,等等,一同开创了百年金学研究之盛世。与此同时,受金学研究实绩的激发,“金学”之名也终于亮相于《金瓶梅》研究界。1982年6月,香港著名学者魏子云所著《金瓶梅审探》一书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董庆萱在为此书所作的序中称“继‘红学’之后,‘金学’也逐渐热闹起来。”此后,“金学”之称遂广泛流行开来并被学界所认可和接受。
  与第二时期内衰外盛所迥然不同的是,第三时期的金学研究中心又重新转移至内地。循其演进轨迹,则又可分为1979-1985:复苏、1985-1995:鼎盛、1995-2000:退潮三部曲。早在1979年,朱星率先打破金学史上近30年的僵化局面,在《社会科学战线》上连续发表《〈金瓶梅〉考证》等三文,再次确认王世贞是《金瓶梅》的作者。击石惊浪,以此为序幕,金学界掀起了经久不息的《金瓶梅》作者考证热潮。嗣后,张远芬、徐朔方、黄霖、鲁歌、马征、卜键等各自提出作者假说,并围绕作者考证展开大规模的论争,继而讨论作者的属性,所处的时代,所用的方言等等,一时气势如虹。1985-1988年,全国第一、二、三届《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徐州(第一、二届)、扬

州(第三届)的相继召开,尤其是1989年6月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江苏徐州的召开以及“中国金瓶梅学会”的成立与《金瓶梅研究》的创刊,有力地促进了金学研究的全面拓展和高度繁荣。1995年后的五年,金学研究有热潮渐退的迹象,习蹈陈说之文渐多。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进入世纪末的学术反思。
  与中国大陆的金学研究盛势相呼应,本时期台港、日韩、美法的金学研究也相当活跃,并由此构成境外金学的三个新的研究重心。80年代,魏子云、梅节两大家崛起于台港金学界。魏子云著作如云,涉及研究领域相当广泛,成果显著。其《金瓶梅研究二十年》可以视为著者20年金学研究历程与成果的自我总结。梅节的主要成就则集中反映在已出版的全校本《金瓶梅词话》中,此本得到了金学家的普遍好评。本时期日本的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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