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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存在与时间” ——汉语“是”源于“时”的考察

时间:2007-3-28栏目:中国文学论文

[摘要]汉语“是”集“本在”、“存在”、“在者”三义于一身:本在语义体现为“准则”“常道”,存在语义体现为系词的“断真”,在者语义体现为近指代词“这”“此”。汉语的存在观念是从时间观念发展出来的:“是”是由“时”分化而来的,甲骨文的“时”是后起的“是”的源头。

    [关键词]是;时;时间;存在;此在;判断

    近年来,英语系词to be和德语系词sein成为我国思想界的一个关注焦点。这是因为,它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形而上学核心范畴的语言形式,以至于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对being[1]意义的探索史。

    目前,我国哲学界所面临的一个困惑是:怎样用汉语来对译这个概念?是译作“是”、还是“有”或“在”?这是因为西语to be具有多种形态,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意义分别是形而上学的三个最基本的概念:本在、在者、存在。[2]而我们之所以产生翻译的困惑,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汉语“是”还缺乏应有的深入研究。我国哲学界还不曾发问过:汉语系词“是”是如何产生的?它的词源如何?它与汉民族的原初形而上学存在观念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系?弄清这些问题,不仅对于确定汉语系词本身的性质,而且对于认识中华民族的原初存在观念,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汉语“是”与“时”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恰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对“存在”的考察结果一样,汉民族最初对存在的领悟也是与时间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

    如上所说,西语系词to be同时含有形而上学的三个核心范畴本在、存在、在者的意义。我们尚未清楚意识到的是,我们之所以可用“是”来对译to be,是因为汉语“是”本身具有与之大致相应的语义语法功能。现代汉语语法意义上的判断词“是”,在古代汉语中曾将中华民族形而上学的三个基本观念本在、存在、在者包容于一身。[3]但是,如果我们粗浅地打量一下汉民族“是”概念产生的历史,就会感到它似乎与中华民族5000年的悠久文明有些不相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还没有“是”字,“是”大约是在周代初期才出现的。从哲学角度看,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民族自产生之日起,就必定有自己的存在观念,这个原初的存在观念必定成为这一民族文化的根源;反映这一存在观念的语言形式必定是一个最古老、最基本的词,它不会象一般词汇那样随时代的变化发展而倐忽生灭,而会象古希腊语的einai[4]一样,虽然可以有不同形态,可以有变化发展,但永远是这个语言不可或离的基本词。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汉语中这般性质的“是”怎么会是一个后起词呢?

    这里,我们有必要事先说明一下“汉字”跟“汉语”的区别和关联。汉字是非常独特的文字,由于它的表意性,我们可以通过字形来了解其字义。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就是做的这种工作。这虽然很容易误导人,使我们把文字与语言混淆起来,而忘记了语言的形式不是文字,而是语音;但另一方面,汉字的形旁却又实实在在地向我们隐隐透露着汉语的原初秘密。如果我们一方面摈除文字符号的干扰,透过语音直接把握语言符号的实质,另一方面也顺着汉字形旁透露的信息进行探索,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秘密:

    汉语“是”作为存在观念的语言形式,确实是汉民族最古老的观念;“是”作为一个词,也并非后起词,而是一个最原始的词,只不过它最早的文字符号为“时”,而不是“是”。“是”虽不见于甲骨文,“时”却是甲骨文就有的文字,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弄清“是”与“时”的原始关联。考察如下:

    从字形上考察,“时”与“是”是相通的。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时”字:“时,四时也。从日,寺声。峕,古文‘时’,从之、日。”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说“时”字:“此[5]与许书古文合。汉《无极山碑》‘时’亦作‘峕’,尚存古文遗意。”同时,《说文》还说“是”字“从日、正”,即“时”和“是”均从“日”,表明这两个词的意义都与“日”有关系,因而与时间观念有关。

    从音韵上考察,“时”与“是”也相通。根据词源学原则,如果两个字在语音、语义上都相通,那么它们就可能是同源词。“时”上古属禅母、之部,“是”上古属禅母、支部,这就是说它们声母“禅母”相同,韵母“之”“支”非常接近。这是古音学上公认的“一声之转”当中的“旁转”现象,表明它们可能是同源词。

    从语义上考察,“时”与“是”也相通。我国最早的训诂书都直接指明了“时”与“是”之间的联系。《尔雅·释诂下》:“时,是也”;《释言》:“是,则也。”郭璞注:“是,事可法则。”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诂》曰:‘时,是也。’此‘时’之本义,言‘时’则无有不‘是’者。”段注又说“是”字:“以日为正则曰是。从日、正,会意。天下之物,莫正於日也。”对“时”与“是”语义上的这种联系,自《说文》《尔雅》以来的辞书和历代语言学家从未对此提出异议。

    通过以上考察,“是”与“时”的联系已初步显露出来。但这些毕竟还只是阐释学的考察。下面我们将进一步提出文献学的确凿证据。

    二

    语言学界都非常清楚,“是”的意义系统历来极为复杂,这些意义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是迷雾重重。虽然如此,但它的基本意义和用法还是很清楚的。这里,我们先从《诗经》中“是”的用法进行讨论,因为它是公认可靠的最早的文献之一,而且对它的研究相对也较成熟。《诗经》中的“是”还没有今天的系词用法,它的主要义项有:(1)形容词,正确,与“非”相对。如《魏风·园有桃》:“彼人是哉?子曰何其。”(2)近指代词,这、这个、这样、此。如《小雅·巷伯》:“凄兮斐兮,成是贝锦。”(3)指示代词,复指前置宾语。如《大雅·崧高》:“于邑于谢,南国是式。”根据向熹先生《诗经词典》[6]中的统计,“是”作“正确”讲的有2处,作代词“这”讲的有60处,作复指前置宾语代词讲的有32处。这个统计反映着整个上古“是”的主要特点:主要作指示代词,也作形容词“正确”,动词“认为……正确”等讲。

    在早于《诗经》的最古老的文献《尚书》里,“时”的主要意义和用法正是如此。“时”在《尚书》中以每千字5.52的高频率出现,是居于前30位的常用词,这并

非因为《尚书》处处涉及“四时”或时间,实际上“时”作为时间词讲的不足30%,剩下70%以上的“时”,(1)绝大部分作近指带词“此”或“这样”及与此有关的意义讲;[7]另外还有以下意义和用法:(2)动词“肯定”“认为……正确”;(3)形容词“正确”等。分别举例如下:[8]

    1.指示代词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尧典》:“谁能咸熙庶绩顺是事者将登用之”)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舜典》:“惟当居是百揆而勉力行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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