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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诂学的现代观念

时间:2007-3-28栏目:中国文学论文

【原文出处】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太原
【原刊期号】199502
【原刊页号】061-067
【分 类 号】H1
【分 类 名】语言文字学
【作    者】杨光荣
【复印期号】199508
【标    题】训诂学的现代观念
【正    文】
    提要  训诂学的传统观念形成于唐代的孔颖达,而国学大师黄侃则创立了训诂学的现代观念。黄氏界说一
出,训诂学的现代观念有了很大发展,主要有“分工派”与“综合派”两家。前者以陆宗达、王宁的“古代文
献词义学派”影响最大,后者以殷孟伦、许嘉璐等的“综合派”为代表。笔者在考察以往训诂学史的基础上,
继承章太炎、黄侃的学说,首次提出训诂学的“二重性”问题,并将训诂学划分为三个部门:“词义生成学”
、“微观文献疏证学”与“古代文献词义考证学”。前二者属训诂学的基础理论学科,后者属训诂学的应用学
科。
        一  现代观念的产生
    从观念上对训诂学进行思考,已有很久的历史了。
    在产生于秦汉之际的《尔雅》中,第一篇与第三篇分别以“释诂”“释训”命名。在这里,“诂”与“训
”分立,这表明,在作者心目中,“诂”与“训”是“释”的对象,是作为两个实在对象出现的,并非构成一
个术语。这从《尔雅》十九篇均以“释×”为命名方式也可以得到证明。清代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豫部
第九》说得更加明确:“《尔雅·释诂》者,释古言也;《释言》者,释方言也;《释训》者,释双声迭韵连
语及单词、重辞与发生助语之辞也。”
    到了西汉《诗诂训传》中,“诂”“训”“传”三字并立,这是汉代毛亨在继承前人及《尔雅》的基础上
所创立的三种训释方式。“诂”大致为训解古词古义及其他基本词,“训”大致是训释连绵词及重言词,“传
”是在“诂”与“训”的基础上阐释诗的内在涵义等。毛亨的“诂”“训”“传”有两个特点,一是“诂”“
训”“传”的含义及使用,仍具有词源的特征,二是《周南·关睢·诂训传第一》之类名称表明毛亨并未将“
诂”“训”及“传”作为一个术语来使用,因此,毛诗中“诂训”并非连用,而是分用。
    到了东晋,郭璞在《尔雅·序》中说:“夫《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yǒng①,
hū②绝代之离词,辩同实而殊号者也。”郭璞又在《尔雅·释诂第一》中第一条下说:“此所以释古今之
异言,通方俗之殊语。”这里郭璞已接近于在概括了。
    到了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毛以《尔雅》之作,多为释诗,而篇
有《释诂》、《释训》,故依《尔雅》训而为《诗》立传。传者,传通其义也。《尔雅》所释,十有九篇,犹
云诂训者。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释言》则《释诂》
之别。故《尔雅·序》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
然则诂训学,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释亲》已下,皆指体而释其别,亦是诂
训之义,故唯言诂训,足总众篇之目。”在这段话中,孔颖达展示了他的概括历程:由“诂训传”概括为别名
“注解”构成了一个术语,这是一次对学科认识的质的飞跃。又由“诂训”总括其对象:“通古今之异辞,辨
物之形貌。”最后又加以补充道:“故唯言诂训,足总众篇之目。”可见,孔颖达在训诂领域中已初步进入了
术语的确定及对象的划分领域中,已由具体的对象初步上升为抽象的概括了。可以说,到孔颖达这里,传统的
训诂学观念已形成了。从孔颖达到清代乾嘉学派,这一观念一直流传了下来,时至今日,这一训诂学的传统观
念仍然有着极大的影响,支配着许多人的工作实践。
    训诂学现代观念的产生,要算是从黄侃先生开始的。
    清朝末年,随着反清革命运动的高涨,国学大师章太炎与黄季刚两位先生,在宣传革命思想与参和革命活
动的同时,也受到了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章太炎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中说:“合此三者(按:指文字
、训诂、声韵),乃成语言文字之学。此固非童占毕所能尽者。然犹名小学,则以袭用古称,便于指示。其实
当名语言文字之学,方为确切。此种学问,仅艺文志附入六艺。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实
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章太炎将“小学”易名为“语言文字之学”,不是简单的更名,而是标志着
语言文字学学科观念的产生。太炎先生是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创始者。在学科观念的支配下,太炎先生撰著了《
文始》,这是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我国的第一部语源学专著。
    太炎先生撰写《文始》之初,黄侃先生曾参与了条例的拟定(见黄侃《声韵略说》)。在继承太炎先生“
语言文字之学”的基础上,黄侃先生进一步发展了学科观念。黄先生说:“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
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
亦不得名学。”[②]该书还记载道:“黄先生云:‘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
训诂者用语言解释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
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
与根源也。’以上黄先生语。”黄先生的界说中,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研究对象,即“解释语言”,而
且没有“时地之限域”,这较之于古人的训释古语显然是扩大了范围;第二是理论和方法,即“法式”和“义
例”;第三是研究目的,即“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黄侃先生对训诂学所作的这一界定,是在明确的学
科观念下作出的。即使拿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这一界说也称得上是对传统观念的革新,是训诂学观念发展史上
的一个巨大进步,黄先生对训诂理论的建议,并没有局限在观念的更新上,而是在观念的指导下,初步创建了
训诂学的现代理论体系。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他便拟定了训诂学的理论提纲,定名为《训诂学讲词》,并
且在多所大学施以讲授。该提纲由“训诂述略”与“十种小学根柢书”

两大部分组成,前者属理论与方法部分
,后者属训诂要籍介绍。这虽然是一份简略的提纲,但其中已明确有了理论与方法,对象分类等当代学科思想
。黄先生在他的教学活动与著述中,具体阐述了他的理论与方法,并施之以实践。可以说,黄先生是中国现代
训诂学观念的提出者。
        二  现代观念的发展与分歧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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