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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子》散文艺术研究述要

时间:2007-3-28栏目:中国文学论文

摘要:20世纪以来,诸子学勃兴,“以子证经”的学术传统被打破,《老子》及先秦道家学统得到重新审视。百年间围绕老子其人其书和“五千言”真谛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老子》文学研究虽寂寞却也成绩斐然。就散文艺术而言,研究者对《老子》的文体形式、情感内涵、艺术特色与文章风格等进行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本文就以上几个方面对20世纪的《老子》散文艺术研究状况作了简要回顾,并对其得失和未来的研究趋向作了评说和瞻望。

  关键词:《老子》;散文艺术;研究;述评

  20世纪初,诸子学兴盛,“以子证经”的学术传统被打破,《老子》及先秦道家学统得到重新审视。本世纪的《老子》研究大致上围绕两大问题展开了几次热烈的讨论:一是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生平里籍考证、篇章辨伪及校注,二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探究。老子的哲学思想充满着辩证法的智慧,深不可测,因而,“五千言”的真谛,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虽然老子其人其书扑朔迷离,纷纭之议两千年,迄今也很难说已真正解决,但是《老子》成书当晚于《论语》,定稿约在战国初期;全书思想理论一贯,文体文风一致,大体出于一人手笔,则取得了大致一致的意见。较之于哲学思想研究的繁盛,《老子》文学研究尤其是散文艺术研究要寂寞得多。80年代以前除了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单列“老庄”一章略加论列外①,大多只是只言片语的涉及,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80年代以后随着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老子》文学研究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出现了一批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纵观20世纪的《老子》散文艺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文体形式、艺术特色和文章风格等几个方面。本文从以上几个方面对百年的《老子》散文艺术研究状况进行简要回顾,并对其得失和未来的研究趋向作一个粗浅的评说与瞻望,以期对未来的《老子》以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一、文体特性研究


  《老子》虽为语录体却无对话与场面描写,也无设教授学的痕迹,是更为纯粹的“立意”、“见志”之作。今本《老子》八十一章,结构完整,文辞精练,大体有韵,体近诗歌,加之“玄之又玄”的哲学思想,使“五千言”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诗意。对《老子》诗性特征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鲁迅指出《老子》“时亦对字协韵,以便记诵”[1](第三篇《老庄》),认为其之所以讲究用韵,是为了供人诵读传记。张振镛认为:“其文理精而词简,整齐而有韵,盖冲口而出,自有声律”,认为《老子》用韵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发之于天籁,本之于自然”的结果 [2](P32)。柳存仁认为“其书为有韵口诀体”[3](P64)。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老子》的诗体特征,然而声韵律调却是诗歌的基本特性之一。惟钱基博谓《老子》“辞以简隽称美”,“意以微妙见深”,“其文缓而旨远,余味曲包”[4](P30),似含有诗意品味的意味。朱谦之对《老子》用韵研究用力甚勤,在所撰《老子校释》中专列《老子韵例》作专题研究,并独有心得:“余以为《道德》五千言,古之哲学诗也。既曰诗,即必可以歌,可以诵;其疾徐之节,清浊之和,虽不必尽同于三百篇,而或韵或否,则固有合于诗之例焉无疑。”[5](P313)至此对《老子》诗性特征的认识已趋明朗。任继愈称之为“哲理的诗篇”[6]。陈鼓应亦认为:“《老子》五千言,确是一部辞意锤炼的‘哲学诗’。”[7](P7)

  对《老子》诗性特征的系统深入研究当在80年代以后。汤漳平《论〈老子〉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8]认为,《老子》是一部“具有完整哲学体系的哲理诗”,不但是“继《诗经》之后,《楚辞》之前的一部重要诗作”,而且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鸿篇巨制”。汤氏并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对《老子》作了评说:“作者采用诗的形式,以简洁的文字,流畅而富于音乐美的语言,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章沧授认为《老子》散文的“显著特征是诗歌化”,表现为“押韵独密,音韵悠扬”,“长短变化,错落有致”,“词约义丰,生动形象”,“多用复叠,尽理穷义”[9]。陆永品虽然认为“不如说它是哲理散文诗更为确切”,但作者的论述仍然是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展开的:“运用音乐的旋律,轻松的笔调,来阐释枯燥乏味、窈冥深邃的哲理”,“言辞简要,旨意深远”,“能够引起人们的兴味”,“既是诗,又是歌,读之能给人以轻松愉快之感” [10]。一些研究者还从创作和接受的角度探讨了《老子》所具有的诗的“意境”。朱俊芳认为《老子》是“以纯熟的诗体写作的”,它“将哲理与诗,精妙地熔为一炉,铸成一种亘古不衰的艺术魅力”,既具有“朦胧的诗意”,又具有“深厚幽远的意境”,因而“它不仅具有思辨的说服力,更有美的感染力”[11]。李严认为“不妨把它视为中国文人哲理诗的开端”,“老子创造性地运用了意象化和形象化的创作手法”,“是创造朦胧美的能手” [12]。许结认为老子“是以诗人的情感与形象去表现哲思”,“在创作上,老子对‘天道’或‘人道’的探究首先充满着诗人的情感,而表现出强烈的抒情性”,“老子运用比兴手法将宏深的哲理转化为形象,以表达精微玄妙的内心世界”[13]。许结另撰有《〈老子〉与中国古代哲理诗》一文[14],探讨了《老子》五千言作为哲理诗的特色及其影响,认为构成《老子》作为哲理诗的主要审美特征,是“处处表现出形象化的情节、抒情性的描写和深婉的理趣美”,以及“《老子》带着诗意的微笑融自然、人生、艺术于一体的审美意境”,并指出,以诗寓理,于自然中悟道豁情、探索人生哲理,在情景意兴中蕴藏机锋理趣,这些《老子》哲理诗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古代哲理诗的基本精神,对后世的哲理诗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老子》独具特色,虽是文的形式,却有“诗”的风致,然而是否即可迳称之为“诗”?有的研究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陈柱认为:“老子多对句矣,多韵语矣,然仍不可便谓之韵文,便谓之骈文也,谓之骈文之祖可耳。”[15](P32)詹安泰认为应称之为“诗文骚赋的混合体”[16]。谭家健称之为“散韵结合的格言体散文”。[17](P89)张松如也指出:“老子是在做诗吗?以其用韵语,也可以作如是观吧。……但一不入乐,二少抒情,吾人只得于惊叹其超凡的智慧中,领悟出丰富的诗的乐趣,难以风雅、骚赋相比附也。”[18]蔡靖泉《〈老子〉的艺术成就和文学地位》一文[19]认为:“就整体言,《老子》应归于散文类,故不妨称之为‘诗化散文’”,“《老子》有着较高的艺术性,的确可以称之为精妙的美文。”“《老子》有机地糅合中原和楚地的语言艺术形式而成的诗化散文,一方面将春秋以前韵散结合的语言艺术形式发展到极致,另一方面也宣告了从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转化的完成。”[19]我们认为,先秦尤其是春秋诸子大多具有良好的“诗学”修养,为文多用韵语与偶句,然而说其具有“诗味”尚可,直接称之为“诗”则难免削足适履。实际上,称《老子》为“诗”的研究者,在阐释其艺术特性时,又往往自相矛盾,多是从散文艺术的角度立论。凭心而论,《老子》在哲学概念与语言选择的困难中与“文学”不期而遇,诗情、哲理、文思、玄言,熔铸为一,从而把它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大道之精微,用“可道”的方式会意于它的“不可道”,《老子》贡献于后世“文学”者,正

在于哲理与文思的会通处,可谓先秦文章中的别一体,很难于“散文”或“诗”的发展线索上为其找到准确的位置,因此,对于《老子》做出符合实际的文体定位,需要谨慎从事。


  二、现实关怀与情感内涵研究

  老子以清虚自守,卑弱自持为其哲学根基,以“无为”、“不争”为处世准则,然而老子并未忘怀世事。鲁迅独具慧眼,认为:“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欲治天下。”[1]《老子》文多“愤辞”的忧世之言和“欲治天下”的救世之心为当代学者所认识,研究者大多是从现实关怀与情感投入两方面进行探讨。

  汤漳平认为:“《老子》最富于现实主义精神,最少宗教迷信色彩”,是“对《诗经》现实主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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