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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

时间:2007-3-28栏目:中国文学论文

二战前后,海外中国研究截然两分。要言之,前此重古代和文献学(或语文学)方法,后此则重近现代和社会科学(含人类学)方法。这一变化自有其必然与进步,但上升的螺旋之下,也不免曲折起伏,在一定程度上打断了前人由四裔而本土的努力,使中国研究重归旧途。由此带来的四裔偏向,既表现为研究方面,更在于研究方法 ,从而导致该领域的表面繁荣与潜伏隐忧。从具体的人脉关系探讨其变化的脉络,以及中外学术界的相互影响与隔膜,不仅有助于把握未来趋向,更为建立中国研究的学术大道所不可或缺。

  第一节  由域外到本部

  如果说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后来居上,战前的国际汉学界却几乎是法国的一统天下。1920年代留学法国的李思纯一言以蔽之曰:"西人之治中国学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 本世纪初的国际汉学泰斗沙畹(Edouard chavannes)认为,中国学是由法国传教士所开创,并由法国学者雷慕萨(Abel Remusat)与儒莲(Stanislas Julien)等人所组成的一门科学。傅斯年则称:"中国学在西洋之演进,到沙畹君始成一种系统的专门学问。" 沙畹以后,西洋中国学的大师分为巴黎与瑞典两派,而后一派的台柱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学术渊源仍是师承沙畹"。此外,在苏俄、美国汉学界位居显要的阿列克(V.M.Alexeif)和叶理绥(S.Eliseeff),也是巴黎学派的弟子门生。因此戴密微(M.Paul Demieville)说:"中国学在西方,在骨子里仍是一门法国的科学。"留法社会学者杨  亦称:"'中国学'不仅是一门西洋的科学,而且还几乎可以说:它是一门法国的科学。" 领导巴黎学派正统的伯希和(Paul Pelliot),自然成为国际汉学界的祭酒。

  汉学在欧洲登堂入室,成为本国学术的一部分,得益及体现于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其一,学者的专门化。"从前欧洲研究东方学的人,大半是'海关上的客卿'、'外交机关的通事翻译'或'传教师'出身,本人既不是严格的科学家,也不是素来即有志研究东方学问,所以他们初期的著作,比较本国的学者,往往稍欠精确。比方史料来源的批评,鉴定史料的可信程度,在德国自尼博尔(B.C.Nibuhr)、栾克(L.von.Ranke)以后,史学家对史料的来源、记载、口传、与古物的分别,清清楚楚,一毫不苟。对于记载是原形抑或副本(外部的批评),著作人是否愿意报告实事(内部的批评),都是慎加选择,宁缺疑,不愿轻信。" 而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F.Richthofen)不懂汉语,竟写成多卷本巨著《中国》(China,Ergebnisse eih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undeter Studien),对中国地矿学研究贡献甚大,但引据谬误极多,对德国汉学反有不良影响,"投机作品,如雨后春笋,一似汉学著书为不学而能者。" 这种状况到沙畹时开始转变,用伯希和的话说:"夫中国有史三十世纪而迄未间断,其雄伟深奥,确可成一独立学科而有余,盖非久涉猎之士,不经训练所能操觚者矣。" 西洋正统学术方法被运用于中国研究。因而与一般情况相比,"近来法国'河内派'-法国的沙畹、伯希和、马斯柏楼(Henri Maspero,通译马伯乐)等都在安南河内久任教职-自然比较算是例外" 。1919年1月,法国总统在商业地理协会印度支那部演说时称:"法国研究中国,已自从来之散漫状态中成为一般学术上之正统,而认为一科;是故研究中国者,正所以为法国之学术。" 视汉学为法国的"国学" 。

  其二,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沙畹、伯希和之前甚至与之同时,"不少的西洋汉学家,每但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域",无视中国前贤及当代学者的成果。而巴黎学派诸大师的态度完全不同。伯希和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刈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因"心向既久",不禁对继承前辈学者的当代中国学人,也"寄有无限之敬重与希望" 。高本汉则责成自己追随清代学者的开路工作,而把现代西方语言学方法应用于所整理过的材料。 傅斯年在高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40年)序言中说:"高本汉先生之成此大业固有其自得之方法,然其探讨接受吾国音韵学家之结论,实其成功主因之一"。同时他还认真收集中国当代学术书刊,以追踪中国同行的研究。 高氏晚年称:"我毕生从事中国文化的著述,只有爱护本国文物历史而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是真正的知音。" 

  受此影响,国际汉学的研究趋向由单纯四裔进而沟通中外,表现有三:一、对中国文献的理解力提高,重视程度加强,中外资料会通比勘。二、与中国学者的联系交往增多。三、开始研究纯粹中国问题。"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藉,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这种情形到沙畹-伯希和时期大为改观,沙畹因在中国实地研究的经验,"深感到中国文化须与中国实际社会相接触,须能利用中国近代学者的研究结果以作参考,并须视中国文化为一活的文化,而非一死的文化,然后中国学方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其译注《史记》,广征博引中外典籍,堪称范本。伯希和则"对纯粹中国材料认识之多,在北平学界亦大可惊人。" 他进而提出:"治'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预备:1、目录学与藏书。2、实物的收集。3、与中国学者的接近。" "希望嗣后研究中国学问,须中外学者合作,以补以前各自埋头研究之缺陷,及使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之真价值" 。

  同时,伯希和还扮演了国际汉学界警察的角色,沙畹逝世后,他参与《通报》(T'ong bao)的编辑,1925年起成为主编,"他把这份杂志办成了类似汉学界的法庭" 。在其主导下,巴黎学派不满于既有的四裔研究,鼓励深入中国内部。当时欧洲汉学家的态度有二,一是将中国文明作为与印度、埃及、希腊罗马文明并驾齐驱的世界文明之一,视为纯粹学问的智的对象,以法国为代表;一是从本国的政治、贸易等实际利益出发,英、德、俄为典型。 "研究中国古代之文化,而能实地接触当今代表中国之人,此种幸运,绝非倾慕埃及或希腊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运而能亲来享受者,沙畹为第一人。"而伯希和"治中国学,有几点绝不与多数西洋之治中国学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录学知识真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见材料,如有此样材料,他绝不漠视;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而接受人"。有鉴于伯希

和沟通中外,充分利用中国学人的成就,傅斯年呼吁中国学者"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 。日本京都学派与巴黎学派相呼应,是时塞外民族史料层出迭现,西域研究盛极一时,狩野直喜在宫崎市定赴欧留学之际告诫道:敦煌研究也要适可而止。或许西方学者以为日本人只对敦煌有兴趣。一般应先入中国本部,有余力再及于塞外。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人更进而提倡师法清学,按照当代中国学者同样的方法与观念治中国学术。伯希和时代西方汉学的成熟,以整个欧洲学术的发展为背景和依托。19世纪下半叶以来,实证史学在欧洲占据主导,受科学化倾向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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