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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六经並称的时代兼及疑古说的方法论问题

时间:2007-3-28栏目:中国文学论文

本文通过分析《论语》、《庄子》、《礼记》、《史记》和帛书易传、郭店楚简的记载,证明六经的形成,源於孔子;早在先秦时期,《周易》就已与《诗》、《书》、《礼》、《乐》、《春秋》並列,进入儒家群经之中。说孔子乃至先秦儒家与《周易》无关,否定先秦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列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指出执著於这些错误观点的疑古学者,应该反省、检讨自己的方法论。 

     

  

引  言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称始於何时?是近代以来经学史、思想史、哲学史论争的一大热点。受疑古思潮影响的学者认为先秦没有“六经”或“五经”,到秦或西汉,《周易》才进入儒家系统,《诗》、《书》、《礼》、《乐》、《易》、《春秋》才开始並称,才有六经之说。[1]这种观点,在中、日两国学界影响极大,在讨论先秦秦汉学术和思想方面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很有认真地进行系统探讨的必要。 

  

一 

说先秦没有“六经”並称之说,是由孔子与《周易》无关说引发的。疑古学者认为《礼记》和《史记》关於孔子与《周易》的记载不足为据,对於《论语·述而》篇、《子路》篇以及《庄子·天运》篇、《天下》篇的有关记载他们又作了完全不同於前人的解释,因此,孔子与《周易》无关说似乎是天衣无缝了。但事实是无情的,不但传统文献的记载难以推倒,而且一系列新的出土材料更是直接证伪了此说。 

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十二多万字的帛书。其中有六篇易传,共一万六千馀字。这六篇帛书易传的第一篇是《二三子》,经拼接整理,共36行,2600馀字。帛书《二三子》记载的是孔子与他的学生“二三子”关於《周易》的问答,较为详尽地讨论了《周易》乾、坤等17卦卦爻辞的意义。第二篇是《繫辞》,与今本《繫辞》基本相似,只是较今本《繫辞》少了一些章节而已,这其实是出土文献的通例,不值得大惊小怪。帛书《繫辞》与今本《繫辞》一样,有许多解《易》的“子曰”,这个“子”,上下文来看,当属孔子。第三篇是《衷》,约45行,共3100馀字,通篇记载“子曰”论《易》,其中有今本《繫辞》下篇的许多章节和《说卦》的前三章。第四篇是《要》,共24行,记字数1648。虽有残损,但从保存较为完整的最後两章看,一是记“夫子”与“子赣” 关於“老而好《易》”的辩论,一是记孔子向他的学生“二三子”讲解《周易》的损益之道。第五篇是《缪和》,共70行,第六篇是《昭力》,共14行,共记字数“六千”。《缪和》、《昭力》两篇基本上皆为缪和、吕昌、吴孟、庄但、张射、李羊、昭力等人向先生问《易》的记录,这个解《易》的先生之言称为“子曰”,也有一处称为“孔子曰”。 

帛书易传的这些记载不但坐实了孔子有解《易》之事,而且还揭示了一段孔子思想变化的隐秘。帛书《要》记载: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福。《尚书》多仒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赐闻诸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奇)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谬)哉,赐!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瞿(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妄),僌(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2] 

从“子赣”所称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可知,孔子晚年之前对《周易》极为轻视,以《周易》为求“神灵”、讲“卜筮”之书,认为好《易》就会“德行亡”、“知谋远”。到晚年,孔子对《周易》的认识却为之一变,“老而好《易》”,居然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地步。为此,子赣不解,孔子回答道“《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人为而去诈”,认为《周易》一书产生於“纣乃无道,文王作”的年代,是周文王”讳而避咎”之作,反映了文王的仁义思想(“文王仁”)和忧国忧民意识(“其虑”)。孔子是“乐其知”,赏识蕴藏在《周易》一书里的文王之智才“好《易》”的。 

上述帛书《要》篇还记载: 

孔子(籀)至於损益一卦,未尚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後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亓(其)请(情)者也。故胃(谓)之易又(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诗书礼乐不[止]百扁,难以致之。不问於古法,不可顺以辤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由)一求之,所胃(谓)得一而君(群)毕者,此之(谓)也。[3] 

孔子认为《诗》、《书》、《礼》、《乐》,卷帙繁多,不止百篇之数,从中获取“天道”、“地道”、“四时之变”和“人道”、“君道”,不是容易之事,“难以致之”。而《周易》有“阴阳”、“柔刚”以见天地之道,有“八卦”以见“四时之变”,有“上下”以见“人道”、“君道”, 《诗》、《书》、《礼》、《乐》的精华都浓缩在《周易》的损益之道里。所以“(由)一求之”、“得一而君(群)毕”,从《周易》的损益之道里可以尽得《诗》、《书》、《礼》、《乐》之精义,不必皓首穷经,把精力耗费在卷帙繁多的《诗》、《书》、《礼》、《乐》的繁文末节上。 

孔子对群经态度的这种变化,势必会影响到其弟子和後学。帛书《要》篇记载子贡对孔子“老而好《易》”的激烈批评,就是证明。大而言之,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如子贡等,受孔子轻视《周易》思想的影响,绝不会太看重《周易》。就是孔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也不见得就能接受。其称举群经,只称《诗》、《书》、《礼》、《乐》而不言《周易》是势所必然。而孔子晚年的一些弟子及其後学,受孔子“老而好《易》”的影响,就势必会将《易》与《诗》、《书》、《礼》、《乐》並称。但是,比较而言,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多而影响大,“老而好《易》”以後的弟子少而影响相对有限。

所以,在先秦文献里,将《易》与《诗》、《书》、《礼》、《乐》並称自然会少些。 

由此可见,在孔子晚年时《诗》、《书》、《礼》、《乐》、《易》、《春秋》就开始並称了,只不过《易》的价值是新定而《春秋》是新出而已。 

  

二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804枚楚简。考古专家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断,郭店一号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因而断定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初,其墓主人的身份为有田禄的上士。其竹简字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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