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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疑不决的选择——《2003年中篇小说选》序

时间:2007-3-28栏目:中国文学论文

 
     选本的传统自古有之。比如《唐诗三百首》、《古今小说》、《古诗选》、《古诗源》、《古文观止》、《词选》等;比如《新文学大系》、《七月》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文艺建设丛书》等;比如80年代以来的“获奖文学作品集”、“女性文学作品选”、各种“经典”选等,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文学选本。这些选本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而且在不断的阐释中已经成为我们传统的一部分,起码是理解或了解我们传统文学的重要参照。虽然它们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问题,但也确实表达了不同时代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和能够体现出的成就。对于这些选家的学识和果敢,我素来怀有景仰和钦佩。
     进入90年代以后,当下文学创作的选本逐渐多了起来。但背后隐含的诉求远比过去复杂得多。这里当然还存有“经典化”的意愿,还存有将文学作为“文学”来选择评价的“纯粹”想法。但是,除此之外,由于文学生产方式和接受方式的变化和制约,由于时代风尚和文学功能的变化,由于市场、消费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对于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的理解,和过去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同。这时,我们选择什么、如何编选选本,就不仅仅是选家面临的困惑,同时它也是所有研究、讲授、评论文学的人共同的困惑。
     这个困惑,表面上似乎是由市场经济、商业化、大众文化等问题带来的。或者说由于社会转型或“历史断裂”使一些人感到了深刻的不适。但是,问题可能远远没有这样简单。如果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商业化,没有大众文化等,我们所期待的“多元文化”如何实现?我们所期待的创作、批评的自由,其空间将设定在那里或怎样条件的基础上?因此,简单地抱怨市场化和商业化是没有意义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鲁、郭、茅、巴、老、曹,并不是生活和创作在“一体化”的时代,他们面对的是纷乱的现实和扑朔迷离的未来。但正是他们内心的冲突和困惑成就了他们的文学。与我们说来,我们遇到的这个困惑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但需要承认的是,我们对当下文学的实践条件缺乏切实的了解和理解,缺乏对困惑和犹疑果敢的承认以及敢于面对内心真实体会的坦诚。我们可能只看到了社会的红尘滚滚,欲望横流,以及精神生活的迷乱或一团糟,并且以不断重复的方式夸张地放大了它。而忽略了变革时期历史发展合目的性的一面。这样表达,并不意味着我对当下文学的实践条件是完全认同的,我想说的是,把文学批评的全部困惑仅仅归咎于商业化或大众文化,是相当表面的。一方面,义愤填膺的批判特别容易获得喝彩和掌声,它是“批评家”获得报偿最简易的方式;另一方面,这里以过去作为参照所隐含的怀旧情绪也遮蔽了当下生活的全部复杂性。证明过去相对容易些,解释当下却要困难得多。而对当下生活失去解释能力的时候,最简单的莫过于以想象的方式回到过去。事实上,历史是只可想象而不可重临的。
     于是,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悖论的现象: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我们内心真实的感受很难找到对应性表达的作品,很难看到引起震撼和感动的作品,文学的力量正在丧失。于是,对文学整体性的不满甚至不屑的议论几乎充斥于耳。但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普遍赞扬和捧场,却又让人误以为欣逢文学盛世;在和一些朋友谈话时我曾说过,80年代批评界谈论的是启蒙、人道主义、文学的独立以及艺术问题。现在见面谈论的是买车、买房、争取博士点、学科基地以及各种基金。在现实生活里,大家对时尚生活兴致盎然并多有夸耀,但在文学趣味上,却又表现出极端的贵族化和理想化。我们曾迫切地要求和争取过文学的多样化,希望文学能够多少轻松一些而少肩负更多的社会政治使命,但当文学真的实现或接近了这一想象时,有人又要求“纯文学性”。这个提法的背后隐含的是当下的文学还不够“文学性”。这一立于不败之地的要求,是不作宣告地强调文学还有一个普遍性的标准。这种一会一个主意的想法,究竟是真实的还是一种知识分子哗众取宠式的“时尚?他们对自己的这些言说认真考虑过吗?对这种居高临下式的要求的合理性有过认真的追问和检讨吗?类似的悖论还有许多。
     事实上,无论对于创作还是批评而言,我觉得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糟糕。传媒的发达和市场化的运营,必然要出现大量的一次性消费的“亚文学”。社会整体的审美趣味或阅读兴趣就处在这样的层面上。过去我们想象的被赋予了崇高意义的“人民”、“大众”等群体概念在今天的文化市场上已经不存在,每个人都是个体的消费者,消费者有自己选择文化消费的自由。官场小说、言情小说、“小资”趣味、白领生活、武侠小说的风靡或长盛不衰,正是满足这种需要的市场行为。但是,我们过去所说的“严肃写作”或“经典化”写作,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就其艺术水准而言,已经超过了80年代是没有问题的。不仅在80年代成名的作家在艺术上更加成熟,而且超越了80年代因策略性考虑对文学极端化的理解。比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比如对语言、形式的片面强调,比如对先锋、实验的不正常的热衷等。而9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他们的起点普遍要高得多。80年代哪怕是中学生作文似的小说,只要它切中了社会时弊,就可以一夜间爆得大名。这种情况在今天已经没有可能。我们之所以对当下的创作深怀不满,一方面是只看到了市场行为的文学,一方面是以理想化的方式要求文学。只看到市场化文学,是由于对“严肃写作”或“经典化”写作缺乏了解甚至是愿望,特别是缺乏对具体作品阅读的耐心;以理想化的方式要求文学创作,就永远不会有满意的文学存在。真正有效的批评不是抽象的、没有对象的,它应该是具体的,建立在对大量文学现象、特别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了解基础上的。
     在市场化的时代,由于市场利益的支配和其他原因,长篇小说一直受到出版社的宠爱,这个文体的优先地位日见其隆。而中篇小说则是一个惨淡经营、相对边缘的文体。这个文体的性质决定了它在艺术上掺不了太多的假,它的容量或篇幅也决定作家必须认真对待它的结构和叙事。否则小说尚未开始就要结束了。因此,艺术性在中篇小说中相对来说是较为持久的。这一点在2003年中篇小说创作中同样可以得到证实。但要准确地概括出这一年中篇小说的特征仍然是困难的,这里只能拨草寻蛇或勉强地谈出以下几点印象:
     一、 边缘生活的顽强表达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农村生活被展示得最为充分。这一现象不
     仅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相关,与传统的农业文化作为强势文化的地位有关,同时也与中国现代革命的特殊境遇有关。中国革命的胜利与农村或农民的支持有密切关系。于是对农村或农民的诗意、神圣想象就成为20世纪以来最为流行的思想方式。但是,90年代以后,农村或农民的乌托邦想象被放弃之后,这一领域作为文学的表达对象也日益边缘化。在市场隐形之手的控制下,流行的时尚遮蔽的恰恰是这个最为真实的存在。但是,在2003年的中篇小说中,对包括农村生活再内的边缘生活的表达,

成为一个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刘庆邦的《到城里去》、李洱的《龙凤呈祥》、熊正良的《我们卑微的灵魂》、迟子建的《零作坊》、陈应松的《望粮山》、杨争光的《符驮村的故事》、张继的《告状》、何玉茹的《胡家姐妹小乱子》、胡学文的《走西口》等一大批中篇小说,所表现的是最普通的底层生活。作品的人物和生存环境是今日中国的另一种写照。他们或者是穷苦的农民,工人,或者是生活在城乡交界处的淘金梦幻者。他们有的对现代生活连起码的想象都没有,有的出于对城市现代生活的追求,在城乡交界处奋力挣扎。这些作品从不同的方面传达了乡土中国或者是前现代剩余的淳朴和真情、苦涩和温馨,或者是在“现代生活”的诱惑中本能地暴露出农民文化的劣根性。但这些作品书写的对象,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些作家关注的对象。对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中国来说,物资和文化生活历来存在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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