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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化研究的若干问题

时间:2007-3-28栏目:语法论文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有关语法化的研究和报道日益增多,但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表述或分歧。本文对一些热门话题进行了整理,以供参考。
    1.语法化研究的目的和定义
  语法化一般被定义为一个词语或若干个词语成为语法语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这些词语的配置和功能被改变了。试见较早的定义,“语法化存在于词汇语素进而为语法语素,或从较低的语法地位进而为具有较高的语法地位,即从派生构形成分进而为曲折构形成分,其范围有所增加。”(Kurylowicz  1965:69)
  人们之所以接受这样的定义,主要受到最先使用“语法化”一词的Meillet(1912)的影响,他对语法化的过程主要理解为一个词语成为附着语素,一个附着语素成为词缀,以至于一个词缀成为另一个不能进一步细分析的语素。显然,这类定义失之过窄,它忽视了有些成分对结构的影响。如在许多语言中,双小句并列结构可以合成一个从属结构。(Harris  &  Campbell  1995:172-191)下面是两作者的举例。
  (1)  I  saw  that.He  came.  →I  saw  that  he  came.
  因此,现在人们更多地开始接受语法化应当包括创立新结构的观点。如going  to在I'm  going  to  the  store(我去商店)中不应看作是语法化,而要动词跟在to之后才算,如在I'm  going  to  help  you这样的句子中,going  to应看作是语法化。这就涉及对语法化定位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Bybee(2002)谈得比较清楚,他指出,所有的语言学理论都是为了阐明人类语言的语法的实质。但在回答“什么是语法的实质”这个问题时,便有必要了解“语言是如何获得语法的?”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关心导致了开展和深入语法化理论的研究,即探讨语法得以建立的过程。语法不是静态的,封闭的,或自立的系统。一种语言的语法,总是受到语言使用的影响,不时引起变化。可见,只有广义的语法化才能从根本上回答语言是如何获得语法的这一问题。
    2.语法化的常见模式
  语法化理论认为所有语言学表述都可以按开放类词语表述以至封闭类语法标记的级度排列。根据这个观点,所有语法项都是从词汇词衍生的(Hopper  &  Traugott  1993)。以英语为例,在公元800-1100年期间的古英语是没有冠词形式的,后来的定冠词the衍生于指示词that,不定冠词a/an衍生于数词one(Bybee  2002)。
  同样,今天表示时态范畴的将来时will来自动词willan,其意义为to  want(要),表示可能性的情态词can来自动词cunnan,其意义为‘to  be  acquainted  with  or  to  know  how  to’(熟悉或知道如何做);情态词may来自动词magan,其意义为‘to  be  able  to,to  have  the  power’(能,有力量),而could和might分别派生自cunnan和magan的过去式。
  词缀也衍生自词语。例如,英语的后缀-ly来自古英语中的名词,意为body(身体)。合成词mann-原先的意义为‘having  the  body  or  appearance  of  a  man’(具有人的躯体或外貌),以后法则化为‘hav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man’(具有人的特性),最后发展成当代的manly的意义。
  学者们从英语中发现的语法化现象,在与英语非同源的语言或无地理接触的语言中,找到类似的实例,如欧洲许多语言的不定冠词衍生自数词one,如德语的ein,法语的un/une,西班牙语的un/una,和现代希腊语ena。
  如果说所有这些语言都源自印欧语系,研究者们从Burkina  Faso的Moré语(Heine  et  al.1991),口语希伯来语(闪语),达罗毗荼语都发现数词one做不定冠词的实例。用指示词做定冠词的实例也很多,如拉丁语的ille,illa(=that)演变成法语的定冠词le,la和西班牙语的el,la。
  在情态词方面,保加利亚语,罗马尼亚语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以及非洲的班图语,和斯瓦希里语都有意义为“要”的动词成为将来标记(Bybee  and  Pagliuca  1987,Heine  et  al.1991)。与英语can源自“知道”一样,伊朗诸语系的俾路支语,日耳曼语系的丹麦语,大洋洲巴布亚的Motu语,班图语中的Mwera语和藏缅语系的Nung语也使用类似的意义为“知道”的动词表述“能力”(Bybee,Perkins  and  Pagliuca  1994),新几内亚的一种克里奥尔语Tok  Pisin借自英语can而成的表示能力,它的表示能力的savi来自葡萄牙语的save“他知道”。拉丁语的potere或possum“能够”成了法语的pouvoir和西班牙语的poder,两者都可作为助动词can和名词power。这些词与英语的may(及其过去式might),较早的意义为“有做某事的体力”。至于表示向某目标移动的动词或短语在世界各语言中经常演变成为将来时间标记,如法语和西班牙语,非洲、美洲、亚洲和太平洋诸岛屿的语言。(Bybee 

 &  Pagliuca  1987,Bybee  et  al.1994)
  同理,我认为汉语中的一些助词也是词汇词语法化的结果,如:
  (2)  a.我要走。/他要明天到北京。/他要去南京。
  b.我会来的。/我会告诉他。/她会喜欢的。
  c.我能行。/我能坚持下去。
  d.我去跟她说/我来跟她说。/我去看看/我来试试。/我来唱支歌。
  当然,语法化不一定都非得走英语的道路,也可有其他的发展过程。如班图语中表示结束或完成的标记(意义为‘have  [just]  done’)衍生自意义为finish的动词,在赤道附近的Cocama语和Tucano语、蒙高棉的Koho语、马来波里尼西亚的Buli语、尼日耳-刚果的Tem语和Engenni语、老挝语、藏缅语系的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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