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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九十年代话语转型的深层问题

时间:2007-3-28栏目:语法论文

内容提要: 90 年代的学术思想,在一些关键性范畴和话语上有相当程度的“转型”。学者们从 80 年代对历史和传统的审视,进入到对自我和自我时代的审视。话语转型是社会变迁的一种体现,有着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面对转型期的各种深层问题,需要认真加以清理和解决。 

  80年代学术思想与90 年代确乎有了相当的差异,有人持“连续说”,强调 80 年代与 90 年代都是新时期的一种延续性发展。还有的人持“断裂说”,强调 80 年代与 90 年代文化氛围有了根本性的不同。我坚持“转型说”。即认为 80 年代和 90 年代在某些基本问题和基本思路上,确实具有延续推进性和日益深入的广泛性,同时在一些关键性范畴和话语上却又有相当程度的“转型”。由于冷战后世界格局的迅速发展和重组,学术思想同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现实心态都变得日益复杂多样,社会文化意义的迁谢与学术研究范式的相关性变得日益突出。传统思维方式、话语方式、学术范式受到新的挑战。于是, 90 年代的学术在多种学术话语重组和自我身份的审理中,在面对真正的问题和差异性思想时,只能不断寻找新的言说形式和思想外壳。当然,这种“意义”杂色多样的学术性,确乎是 90 年代社会变迁的一种体现,甚至是这一变迁发展的直接踪迹。 

  我们无法回避当代学术范型转型、思想话语逆转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只能面对社会文化一系列尖锐问题,回应当代学术前沿的重大课题,以使世纪末的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转型性研究,具有更为坚实的知识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基础。

  一、八十年代思想价值的基本问题

  80 年代和 90 年代之间,其巨大的文化精神化跨度使得人们禀有了“转型期”的个体身份重新书写和心灵失重的晕眩感。在这相当复杂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的“总体转型”时期,可以看出其在“现代性”问题的推进上,有了诸多话语形态的不同。我将之大致归为以下几个基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清理,在今天是十分急迫的工作。 

  反传统的西化意向。这是 80 年代中国的一个重要主题,其观点以电视文化片《河殇》为代表。请看其中这些充满情绪化色彩的文字:“儒家文化或许有种种古老完美的法宝,但它几千年来偏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进取精神,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之中,不断摧残自己的精华,杀死自己的内部有生命的因素,窒息这个民族的一代又一代精英……”《河殇》通过对长城城“墙”那种“不能超越土地的想象力”,以及那种“自我封闭模式”的认识,而揭示了“长城围死”的主旨。同时,对“四大发明”的现代运用加以质疑,揭示出四大发明在它家乡却是命运不济,生发出对中国知识分子英华早逝的痛苦的“神圣忧思”,对其命运和社会的周期性的大动荡加以分析,进而强调了《河殇》的主题,即“黄河出血”,依赖自然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将使得“黄色文明”(中华文明)终究成为即将死亡的文明,而“蔚蓝色文明”(西方海洋文明)表明了文明的新希望。从这种对环境、土地、国家、民族的激进言述中,进入了思想文化层面的全面否定式批判,即对中国的儒家思想的全盘清算,认为儒家思想已经僵化,是中国难以走向现代化的根本性思想障碍。不难看到,《河殇》在它的反传统的总体意向中,使中国在本世纪关于现代性的反省,走向了一种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极端性思考,它必然面临传统秩序的失序以后的“现代性”与“西化”的诸多问题。 

  知识分子的理想化。从 70 年代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在 80 年代有一种重新夺回失去的理想和争取失去的时间,再度获得失去的学术和知识权力,打破僵化的生存环境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喜悦心境。知识分子在人文主义、思想启蒙和自我认同上,呈现前所未有的乐观心态。在人文价值方面,整个社会张扬人文精神、生命意识、个体苦难的体验和反思,强调理想和建构的新知识分子形象,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良知、社会的尺度和社会未来发展的动力。英年早逝的知识分子如蒋筑英、罗健夫等作为几代知识分子的象征,成为其文化想象和自我精神认同的重要资源。由知识分子的主体人格而推进到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性价值的肯定,即对他们的价值评判和知识专家地位,他们在本世纪中遭遇知识贬损和愈演愈烈的对知识分子人格的践踏(“臭老九”之称)的颠覆与重新书写。于是,知识分子掀起一股强劲的民主自由的“西化”思潮。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 80 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当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紧跟着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其中一本卡西尔的《人论》使中国学界对人和人的观念的思考、人的自身价值的思考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其后,三联书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翻译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现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 80 年代整个中国思想界“西化”的进程。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这批不可小看的思想资源,使得知识分子在中国与西方、在传统西方与现代西方、决裂与选择的双重痛苦中,重新锻造自己的批判意识、学术品格和彻底怀疑精神。 

  主体性启蒙。 80 年代“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歧义迭出的文化热点,无论是哲学界还是文论界关于“主体性”的阐释和启蒙思想的重新塑造,关于人自身理想化和乌托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体精神的超级想象,无疑都使主体性问题获得了全面梳理。美学界的“积淀说”,文论界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文艺界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主体精神觉醒的痛苦记忆以及自我心灵苏生的张扬,均使主体性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空前关注。当然,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出现了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某种理论杂糅性。 

  方法论热。 1985 年被称为方法论年,这一年由“旧三论”即信息论、系统论到达“新三论”即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进一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向人文科学的方法延展。于是,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涌进了学界。评论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并用现象学“还原法”与中国文化中庄禅的“心斋”、“坐忘”相互阐释,甚至以中国“意境论”比照西方“典型论”等。于是,哲学美学的新阐释层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现了,“思维空间”获得拓展,“价值维度”得到重新观照,“主体精神

”亦有了很大的发展。 

  本体论热。紧接着,在 1986 年出现了“本体论”热,从方法论层面推进到本体论构架,关注存在、价值、对话、心灵交流等一系列哲学、美学、文学问题。不仅注意到宇宙“时空本体”的总体存在性,现代“人的本体”存在语境与状况,而且注意到文学“作品本体”存在的诗意表述,“主体间性”存在的“价值本体”交流,以及读者和作者间的“本体对话”等问题(艺术本体论),使得文坛出现了理论深化和文学作品的深度意义发掘的连锁效应。 

  全民美学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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