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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符号学研究20年

时间:2007-3-28栏目:文字学论文

“符号学”的思想是在20世纪初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F.)首先提出的。“符号学”在英语中有两个意义相同的术语:semiology和semiotics,这两个词都用来指这门科学,它们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由索绪尔创造,欧洲人出于对他的尊敬,喜欢用这个术语;操英语的人喜欢使用后者,则出于他们对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Peirce,C.)的尊敬。
  从20世纪符号学的发展状况来看,符号学研究的方向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语言学的、非语言学的和折衷的。索绪尔、叶姆斯列夫(Hjelmslev,L.)、巴特(Barthes,R.)为第一类,即带有语言学倾向的符号学研究方向;皮尔斯、莫里斯(Morris,C.)、西比奥克(Sebeok,T.)为第二类,即通常所说的一般符号学方向;艾柯(Eco,U.)和其他一些符号学家则为第三类。他们彼此的立场区别主要是语言结构是否应成为非语言文化现象的模型或“蓝图”。
  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勃兴于60年代的法国、美国、意大利以及前苏联,之后,它很快就跨越了政治集团的分界而成为统一的学术运动。目前,符号学正以强劲的发展势头向各个学科进行渗透,对符号学的认识与运用正在形成一种科学大趋势。
  西方的符号学研究开展得较早,目前已形成各种理论体系和研究流派。与西方相比,中国的符号学研究起步较晚,真正成规模的符号学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符号学研究的起点较高,并且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基本上追赶上了国际研究潮流;同时,由于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极为丰富的符号学内涵,因此根植于这种文化背景中的中国符号学研究,从起步就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勃勃生机。可以认为,中国符号学研究正在成为也必然成为世界符号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研究西方符号学的同时,必须关注本国符号学的研究状况,不断促进中国符号学的进一步发展。
    一、中国符号学研究的三个阶段
  纵观中国符号学研究20余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把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1980-1986年——起步阶段(发表论文约45篇,年均不足7篇)。自80年代初起,中国学者开始参与国际符号学学术活动,及时地向国内传达、介绍国际符号学研究动态。从研究内容上看,这个阶段的研究重点是对国外各符号学家主要思想的引介、对符号学基本理论的总体论述和研究工作。其中研究介绍索绪尔、巴特等符号学家理论思想的文章占了总数的近40%。
  2.1987-1993年——平稳发展阶段(发表论文约87篇,年均12余篇)。从1987年开始,我国的符号学研究重心逐渐发生转移。第一,从对符号学、语言符号学基本理论的总体的、粗线条的论述转而开始对符号学具体理论的更细致、更深入的分析研究。例如:对符号的线性、任意性的讨论,对各符号学家理论的比较研究。第二,符号学作为一门方法论及崭新的学说开始被应用于具体的语言学研究中,如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研究。第三,符号学研究开始涉及语言学以外的领域,如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用符号学观点来阐释文学作品的语言艺术等。第四,一些学者开始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学思想,例如对公孙龙、荀子等名家著作中符号学思想的论述。在此阶段,中国的符号学研究渐成气候。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召开了京津地区部分学者参加的符号学研讨会,会后,中国逻辑学会和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分别成立了符号学研究会。
  3.1994年至今——全面展开阶段(至2000年发表论文约280篇,年均40余篇)。1994年后,符号学的研究明显地上了一个台阶,符号学的探索在各个领域全面展开。这一阶段的符号学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1)除了继续对一般符号学和语言符号学理论进行深入的探讨外,还注重引进诸如叙述符号学、社会符号学、电影符号学、话语符号学和主体符义学等其他分支符号学思想。(2)对语言符号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特别是关于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研究:我国学者开始对索绪尔的某些观点提出质疑(如符号的任意性问题);随着《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三版的出版,索绪尔的某些观点得到了澄清,掀起了一股对索绪尔语言学观点再认识的热潮。(3)符号学向各个学科的渗透进一步加强,符号学作为一门方法论已被应用于越来越多的领域和学科的具体研究中,符号学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可以说,符号学研究在语言学、哲学、文学、文化、艺术、传播学、民俗学等各个领域已全面展开。(4)对非语言符号的地位、功能开始予以关注,如对体语符号交际功能的探讨和研究。(5)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典籍中符号学思想的挖掘和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化,尝试用符号学方法阐释中国的历史文化现象。在这个阶段,学术研讨蔚然成风。1994年在苏州大学召开了首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1996年在山东大学、1998年在西南师范大学、2000年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2002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分别召开了第二、三、四、五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这标志着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已步入正轨。
  研究表明,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历史虽短,但进步较快,时至今日,在符号学的诸多领域里我们已经基本上追赶上了国际研究潮流。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中国学者对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吸收、消化得非常快;二是因为中国文化土壤中蕴有极为丰富的符号学内涵,它随着符号学的兴起不断给中国的符号学研究注入新的营养。从研究领域看,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已经涉及到哲学、语言学、逻辑学、文学、美学、民俗学、传播学、国情语言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电影等诸多领域。其中,在哲学、语言学、逻辑学和文学等领域的符号学研究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和深度。
    二、中国符号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及成果
  如上所述,中国的符号学研究虽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成果不菲,用了2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符号学用了40余年所走过的路。中国符号学研究的主要方向有四个,分别为符号学基本理论研究、语言符号学研究、符号学应用研究、文化艺术符号学及文学符号学研究。
    1.符号学基本理论研究
    1.1国外符号学名家理论的引介及研究
  我国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索绪尔、皮尔斯、莫里斯、巴特、巴赫金等著名符号学家的思想理论上。研究从最初的翻译、介绍逐渐发展起来,对国外符号学专著的主要译介作品有:《普通语言学教程》(〈瑞士〉索绪尔著,高名凯译,1985)、《符号学入门》(〈日〉池上嘉彦著,张晓云译,1985)、《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英〉霍克斯著,瞿铁鹏译,1987)、《符号学与文学》(〈美〉司格勒斯著,谭大立等译,1988)、《符号学概论》(〈法〉吉罗著,怀宇译,1988)、《指号,语言和行为》(〈美〉莫里斯著,罗兰、周易译,1989)、《符号学理论》(〈意〉艾柯著,卢德平译,1990)、《符号学原理》(〈法〉巴特著,黄天源译,1992)等。这些译著的出版,为我国学者借鉴国外符号学思想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对上述名家理论引介的同时,中国学者还对各家理论展开了较为深刻的独立研究及对比研究,研究的内容更多地集中在对其语言符号学理论的阐述方面。比如,“略论罗朗·巴尔特的符号学”(李廷揆,1986)、“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刘润清,1992)、“巴赫金与

社会符号学”(胡壮麟,1994)、“对皮尔斯符号思想的语言学阐释”(王铭玉,1998)等。
    1.2对符号的认识及界定
    (1)对符号的界定
  研究符号学,首先要对符号概念本身有一个正确认识。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尚不深入。目前,较为流行的界说来自于双重意义学派的思想,即把符号看作是“社会信息的物质载体”,并由此概括出符号的三个必备特征:①符号必须是物质的;②符号必须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载体本身的信息,代表其他东西;③符号必须传递一种社会信息,即社会习惯所约定的、而不是个人赋予的特殊意义。这一观点把符号的物质性和思想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21:5]
    (2)符号的分类
  由于符号的复杂性所致,对符号的分类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
  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按照符号的来源、产生方式以及意指功能把符号分成自然事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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