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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人的黄遵宪研究

时间:2007-3-28栏目:考古论文

 一、前言
  《日本杂事诗》及《日本国志》两书奠定了黄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但是他的第三本名著《人境庐诗草》又怎样呢?
  戊戌政变后,黄遵宪由沪归乡,建书斋名“人境庐”,三字为日本书法大家成濑温(号大域,1827-1902)所写。此后,黄即以此书斋为读书治学之所。《人境庐诗草》之题名乃出于此。
  1891年夏,黄在伦敦任驻英参赞期间所作的自序中说:“余年十五六,即学为诗”,“每以余事及之,虽一行作吏,未遽废也”。(注: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香港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页。)但所集之诗,屡经增改,至1902年始定稿,终未刊印。1905年3月黄遵宪殁后,黄的侄儿伯叔将《人境庐诗草》稿本并印费交给黄的知交粱启超代为付印。梁于1911年付印于日本,凡11卷,分装4册,共收诗641首,为黄的最后手定本。(注: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497页。)刊本每卷末均书“弟遵庚初校、梁启超覆校”字句。(注:周作人:《人境庐诗草》,《逸经》第25期,1937年3月,第7-13页。)梁将原稿本的“自序”抽去,易以己撰的《嘉应黄先生墓志铭》说:“先生之诗,阳开阴阖,千变万化,不可端倪,于古人诗中,独具境界。”(注: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第12页。)梁还在《诗话》里说:“要之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协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诬也。”(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第16册,台湾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0页。)
  《人境庐诗草》初刊于日本,至1930年,尤炳圻、高崇信合编校点本始由北平文化学社刊出,并附录胡适论黄遵宪诗的文章,丰子恺插画,引人注目。编者尤炳圻将该书赠给当时在北平留学的日本青年文学家竹内好(1910-1977)一册,这使竹内和他的挚友增田涉(1903-1977)等对黄遵宪的诗有了新的认识与爱好。(注:〔日〕增田涉:《中国文学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67年版,第262-263页。)
    二、周作人的两篇文章及其影响
  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1885-1967)于1936年4月在半月刊杂志《逸经》第3期揭载《日本杂事诗》一文,又于次年3月在同杂志第25期揭载《人境庐诗草》一文。这两篇文章对黄遵宪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看法,同时对日本的读者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周在《日本杂事诗》一文中说,他在北平的厂甸购得了天南dùn@①叟活字版本及梧州刻本《日本杂事诗》,感到分外欣喜。杂事诗的原本上卷有诗73首,下卷有81首,共154首。两书对照可知,定本上卷的诗,删2增8,下卷的诗,删7增47,变动很大。他读了这些诗后,对黄遵宪的思想与见识深为佩服!他还说,定稿编成至今已46年了,记日本杂事的,除黄君以外尚无第二人。
  周在《人境庐诗草》一文中说,诗草也是在厂甸买到的,似为抄本,上有黄君手笔。这个抄本的4卷与刻本的1至6卷相当。反过来说,“那六卷诗显然是根据这四卷本增减而成,所以这即是六卷的初稿。总计六卷中有诗三百五首(有错当查),半系旧有,半系新增,其四卷本有而被删者有九十四首,皆黄君集外诗也。”周认为:旧诗是没有新的生命力的,但黄君的诗却不然。人境庐诗是“以人为重”,在诗里可以窥见黄君的“人与时代”,而且,黄君的诗不太注重诗句的用典或炼字,不受正宗的作诗法的限制,有他独自创作的特点。因此,周说:“中国应做的文化研究事业实在太多”,“关于黄公度的著作之研究亦即其一”。
  周作人的这篇文章是在1937年2月4日写的。与此同时,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汉文教授铃木虎雄在《支那学》第9卷第1号(1937年7月,京都弘文堂书房发行)上揭载了《读〈人境庐诗草〉后》一文。铃木说他在12岁时,由石川鸿斋编写的《日本文章规范》里得知黄遵宪的诗文。以后,对黄的诗文颇感兴趣。1913年的夏季课外讲演,以《光绪年间诗界之一倾向》为题,把黄的作品中“爱国”、“尚武”、“黄色人种统一”的思想,以及接触新思想、新事物的表现等,都做了仔细的介绍。铃木认为黄遵宪在政治上倡导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在外交上保琉球,卫朝鲜,并反对李鸿章等的联俄政策;在学问上以经世致用之学为目的;在教育上要求废除科举,普及教育。这些在黄的诗文中都可以看得出来。
  铃木列出诗草中《不忍池晚游诗》的诗句:
  羯鼓咚咚舞折腰  银gāng@②衔璧酒波摇
  垆香袅处瓶花侧  不挂当时黑鞘刀
  这把当时明治政府禁止武士们佩带刀剑的事说得明明白白。又:
  薄薄樱茶一吸余  点心清露挹芙蕖
  青衣擎出酒波绿  径尺玻璃纸片鱼
  把日本人喝樱花茶、吃生鱼片的生活习惯描述得真真切切。因此,铃木说,诗草的诗句是有“个性”的,不摹仿古人,坚守着“我手写我口”的精神,把自己所见到和感受到的事物,真实地写出来。他又说,黄在消化旧文学中,添加上新的思想和新的诗的意境,自由自在地创造出有个性的诗,这就是他的特长。
  周作人在《逸经》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当时的铃木是不是已经看过了,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当时东京的东方文化学院研究员丰田穰读到周的两篇文章后,便写了一篇短评《关于〈人境庐诗草〉》,登在《中国文学月报》第29号(1937年8月1日)上。可以说这篇文章揭载的时间比铃木的文章仅仅晚了1个月。在时间上看来,几无什么大差。
  丰田对《人境庐诗草》的看法,可以说与铃木等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丰田认为黄遵宪滞日期间,正值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所交往的诗友重野安绎、日下部东作、岩谷修等都是当时日本的汉诗大家,他们的诗并没有对黄遵宪的诗产生任何影响。如果黄之东渡晚10年,与日本的新诗运动家中西梅花、森鸥外、北村透谷、土井晚翠等交往,黄的诗或别有一番更新的气象。总之,丰田认为,光绪年间的两大诗人黄遵宪和苏曼殊,与日本的关系至为密切。
    三、由诗碑到黄遵宪笔谈遗稿的发现
  黄遵宪笔谈遗稿的发现,使我们对黄遵宪的研究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诗碑是1879年黄遵宪的日本诗友源桂阁(源辉声,或大河内辉声)在“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旁所建的,以志文人们的风流雅事。
  关于源桂阁的介绍,最初见于王韬的《扶桑游记》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二十四日记:“沈梅史、陈访仲、漆园偕日人源桂阁来。桂阁名辉声,即昔时执政源氏之后人,大河内华族也。家在墨川,屋宇幽敞,楼临江水,可以远眺。笔谈既竟,招余至新桥滨家小饮,特召三艺伎侑觞:小兼、小金、角松也。”又,六月朔日记:“午后,应大河内源桂阁之招,往观烟火。高楼数椽,俱临河滨,凭拦一望,墨河如带,而环河数百家,无不历历在目。”“主人作诗索和,援笔成二绝句云:‘甘在花丛过一生,狂来无计破愁城;青衫痛哭无干日,要向源侯借酒兵。’唱和是:‘扪虱雄谈误此生,制情好似筑坚城;花天本是波澜幻,恃有胸中十万兵。’”
  王韬访日本时,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已脱稿。当时,黄遵宪想仿效唐代文人刘蜕的文冢的故事,把自己的杂事诗底稿埋葬起来,大河内辉声对此大为赞成,于是便将诗稿埋在他家的庭院里,并立石碑以志记念。石碑正面刻“日本杂事诗最初

稿冢”九字,落款“黄公度应桂阁属”。石碑背面的刻文是大河内辉声于1879年9月撰写的。今根据诗碑将全文照录于下:
  葬诗冢碑阴志
  是为公度葬诗冢也。公度姓黄氏,名遵宪,清国粤东嘉应举人,明治丁丑随使东京,署参选官。性隽敏旷达,有志略,能文章,退食之暇,披览我载籍,咨询我故老,采风问俗,搜求逸事,著《日本杂事诗》百余首。一日过访,携稿出示,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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