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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出土文献与印度古典文学研究

时间:2007-3-28栏目:考古论文

     一、从马鸣的《舍利弗剧》谈起
  上个世纪初,在新疆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德国新疆吐鲁番考察队的勒柯克(A.von  Le  Coq)发现大批写在棕榈叶上的梵文佛教写经。随后,德国著名的梵文学家吕德斯教授(Heinrich  Lüders)对这批写经进行了研究,并于1911年校刊出版了《佛教戏剧残本》(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注:H.Lüders,Bruchstückebuddhistischer  Dramen.Kleinere  Sanskrit-Texte  I,Berlin,1911.idem.,“DasSPAW,17,1911,pp.388-411.)。吕德斯教授指出,这批梵文写经中有三部佛教戏曲剧本残卷,其抄写字体为贵霜体婆罗谜
  附图
  注释:
  ③附图
  容主要讲述佛世尊的大弟子舍利弗(@①āriputra)和目犍连(Maudgalyāyana)放弃婆罗门教而皈依佛教的故事。另外两个梵剧写卷虽然剧名残缺,但学界也多推断为马鸣的作品。吕德斯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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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的大致下限(注:林海村:《于阗乐舞与梵剧东渐》,《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2000年,三联书店,232页。)。
  这一发现可谓改写了印度梵文戏剧的历史。单就《舍利弗剧》而言,“这个剧本虽然有许多残缺,但是仍然显示出完全是古典戏剧的形式,人物、语言、格式等都符合传统规定。这证明古典戏剧已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注:金克木:《梵语文学史》(《梵竺庐集》甲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260、253、370、175页。)1910年前后,南印度寺庙藏书中,相继发现了13个古代戏剧写本,即《仲儿》、《五夜》、《黑天出师》、《使者瓶首》、《迦尔纳出任》、《断股》、《雕像》、《灌顶》、《神童传》、《负轭氏的传说》、《惊梦记》、《善施》和《宰羊》。它们均未标明作者,梵文学界一般统称之为“跋娑(Bhāsa)十三剧”(注: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6-18页。)。其成书年代,后来更是引起了激烈讨论,但得出的结论差距甚远。金克木先生认为,“看来,纵然这些是跋娑的作品,也未必在马鸣之前。”(注:金克木:《梵语文学史》(《梵竺庐集》甲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260、253、370、175页。)现在学界普遍认为,跋娑要早于迦梨陀娑,而晚于马鸣。因此,马鸣的剧本就是印度现存最早的戏剧,既为我们了解印度戏剧的早期形态提供了最具体的例证,同时,也成了探讨中印戏剧渊源关系的最早样本。早在1925年,许地山就利用吕德斯的研究成果,在《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一文中,对梵剧《舍利弗传》和中国古代戏剧起源的关系,作了至今看来仍具重要参考价值的细致探讨。以后,凡论及中国戏剧起源者,无人不提马鸣之作(注:陈明:《印度古典戏剧研究的学术史考察》,《东方文学研究集刊》第一期(待刊)。)。
  解放后,新疆又陆续出土了一些西域剧本,其中最主要也是尤为重要的发现有:1959年在新疆哈密县天山公社发现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1974年,新疆焉耆县七星千佛洞附近发现的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这两个语种的剧本与印度梵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前者的主要研究论文有: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注: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文史》第12辑,1982年。又,多鲁坤·阚白尔:《<弥勒会见记>成书年代新考及剧本形式新探》,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戏剧》1989年第1期。),以及伊斯拉菲尔·玉素甫等人整理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等(注:伊斯拉菲尔·玉素甫等整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而后者的主要工作是由季羡林先生完成的,其专著有英文本《中国新疆博物馆的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残片》(Fragments.of  the  Tocharian  A    of  theXinjiang  Museum,China)(注: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of  theXinjiang  Museum,China.Transliterated,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Ji  Xianlin,in  collaboration  with  Werner  Winter  and  Georges-Jean  Pinault.Mouton  deGruyter,1998.)和中文本《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注:季羡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季羡林文集》第十一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这些新材料的阐释,为印度文学在新疆的传播史实,做出了最有力的说明。
  西域出土的这些戏剧史料,对讨论中国戏剧的外来影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季羡林先生对此已有多次申述,最近在《新日知录》一文又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他指出,印度最早剧本的产生时间(及其与中国、希腊剧本产生时间有较大差异的原因)、古典戏曲的文体特色(韵散结合)、剧本中的丑角问题等,都有待利用这些材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注:季羡林:《新日知录》,《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7-9页。)。这为我们指明了好几个研究课题。
      二、西域所见的印度佛教文学作品
  金克木《梵语文学史》第五章“佛教和耆那教文献中的文学成分”,已指出庞大的印度佛教文献中含有丰富的文学成分。深浦正文的《佛教文学概论》则将佛教文学体裁分为譬喻、本生、佛传、理想、赞颂等十种,山田龙城的《梵语佛典导论》将原始佛教的典籍,分为阿含类、@②奈耶类、譬喻文学、佛传文学、赞颂文学五大类(注:山田龙城:《梵语佛典の诸文献》,京都:平乐寺书店,1959年。中译本名为《梵语佛典导论》(许洋主译),收入《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第79册),华宇出版社,1984年。)。后三者即为文学类。下面试以譬喻文学、佛传文学、赞颂文学为例,略作说明。
  (一)譬喻文学
  郭良@③的《佛教譬喻经文学》一

文,对佛藏(特别是巴利文三藏)中的譬喻经一类作品,作了总体的文学价值描述(注:郭良@③:《佛教譬喻经文学》,《南亚研究》198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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