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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时间:2007-3-28栏目:世界史论文

无论是赞美抑或贬低,是承认抑或否定,总之,在短暂却不失灿烂辉煌的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赵树理都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在上一 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赵树理横空出世,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称雄文坛,独 领风骚,高举起一面民族文学的大旗,其创作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五、六十年代的 文学,都影响巨大”[1](P475),甚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阵容的“山药蛋”派作家群 。物换星移,大浪淘沙,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 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变。相对于昔日的轰动与风流,今日之文坛 ,赵树理“显然是个陌生人,至多,模模糊糊有个土里土气象山药蛋似的印象……足以 使放眼世界的人们微笑着敬而远之”[2](P452)。往昔名重一时的赵树理,在当今之文 坛,难道真已成了“隔日黄花”了吗?赵树理的小说果真如某些新潮评论家所言,既无 高雅之艺术品位,亦无宏深之思想涵蕴,充其量只不过因其创作上的大众化成就而在当 年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侥幸获一时之殊荣吗?窃以为,赵树理的出现,乃是中国现代文 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赵树理的小说模式,不仅在当年有其不容抹杀的历史意义,即便在 当下及日后之文坛,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本文旨在拔开当前赵树理研究的迷雾 ,解构、颠覆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不公之论,还之以本来面目,站在历史的了望台,锁 定赵树理小说的历史意义,用发展的眼光,预见赵树理小说模式之于当下及日后文坛的 重要借鉴意义。
  一、何谓赵树理小说模式
  名不正则言不顺。要界定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首先必须弄清究竟 什么是赵树理小说模式。在此,必须把赵树理小说和赵树理小说模式这两个密切相关但 又不容混为一谈的概念区分开来,正如马克思著作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一样,赵树理小说 也不等于赵树理小说模式。
  赵树理小说独树一帜,概言之,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从文本内容看,赵树理小说是 典型的“问题小说”,其小说十有八九是为问题开药方。“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 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3],“ 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4](P30)。由此可见, 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不仅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归 宿点,为问题而创作成了赵树理小说内容上的一大显著特点。二是从艺术形式看,赵树 理“把中国传统的评书改造成为现代小说,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小说形式,推进了‘五 四’白话小说的民族化”[5](P519)。赵树理的小说故事情节完整,有头有尾,单线发 展,环环相扣;人物塑造主要运用传统手法,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展示其性格特点, 栩栩如生;文本语言去粉饰,勿卖弄,善用白描手法,清水出夫蓉,“熔大众化和艺术 化于一炉”[6](P259),“一方面从人民群众的语言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予以充分地加 工,一方面借鉴中国古典小说、民间文学或戏曲的语言及表达方式,加以创造性地运用 ,从而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6](P259) 。此外,在“绰号”艺术的运用、民情风俗的描绘等方面,赵树理的小说均颇具民族风 味。总之,“赵树理的创作把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推进到新的阶段,达到前所未有的 水平”[7](P379)。
  与赵树理小说的特点相适应,赵树理小说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有两个方面,就内容而言 ,文学作品应在不损害其审美功能前提下,积极张扬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充分 发挥文学“干预生活”的职能。作家应义无反顾地走出象牙塔,成为时代生活的弄潮儿 ,而不是做一个远离尘世的冷漠的生活旁观者,无关时代气息的风花雪月,与赵树理小 说模式是绝缘的;就艺术形式而言,赵树理小说模式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 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应适合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欣赏趣味,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 接受。过于“洋化”的,仅为极少数“知识贵族”所欣赏的艺术形式与赵树理小说模式 同样是无缘的。简言之,内容上的“干预生活”,艺术上的本土风味,构成了赵树理小 说模式的经纬之网。
  二、昔日文坛的灿烂红旗
  赵树理的登场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之果。一代大师鲁迅先生曾痛心疾首作如是 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 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8](P80)。正是基于这样的远见卓识,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才高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 面向载封建之道的旧文学猛然开火,一面窃得外国文学的圣火,着力创建全然有别于传 统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致力于中国文学世界文学的接轨。遗憾的是,在长期闭关自 守状态下,本来就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文学革命的发展又极迅猛,人们无暇对西方各 种思潮进行消化,鉴别,再加上文学革命中的主干分子多为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多为 年轻气盛的“新青年”,思想方法上难免有偏激和走极端的弊病,这就使文学革命不可 避免地带有这样的特点:“在否定传统时,就往往否定一切,而在学习西方新思潮时, 又容易肯定一切”[5](P42)。新文学的缔造者们救国心切,矫枉过正,几乎是在全盘否 定中国传统文学,全盘接受西方文学的情况下来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从中国古代文学 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9](P980)。这就使得刚呱呱坠地的新文学一开始诞生 就带有了严重的“西化”倾向,而这种严重“西化”现象的存在,又势必导致新文学与 本邦民众的疏离,致使本属进步的、先进的新文学,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与 广大群众,特别是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群众相脱离,这种脱离甚至到了令人触目 惊心的地步:当年在长冶省立第四师范求学的赵树理,深深为新文学所陶醉,迫切想把 新文学介绍给他的农民兄弟,然而,令他惊诧的是,当他满怀激情地给自己的父亲—— 当地颇有声望的说书能手朗读鲁迅先生的不朽之作《阿Q正传》时,“刚念到阿Q与小D 在钱府的照壁前展开‘龙虎斗’,父亲就失去了恭听的兴趣”[2](P44),扛上锄头下地 去了去,临走还顺手揣了本《秦香梅吊孝》,“赵树理不甘心,又向别的农民兄弟宣读 了一些新文学的优秀作品,“但是同样遭到冷遇,无论他怎样吹嘘,农民就是听不进去 ,却拿来《七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的书请他念,一个个听得茶饭不思”[2](P8 8)。
  一种新诞生的文学样式,能否得到本民族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接受,这是至关重要的。 倘若不被大众所欣赏,那么,无论其思想怎样宏深,形式如何新颖,也会因缺乏适宜的 生长土壤而夭折。在现代文学史上,别开生面的现代派文学之所以始终只是以涓涓细流 的形式出现于中国文坛,终究难以形成万马奔腾之浩荡之势,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以西 方文学为参照系,对西方文学生吞活剥始建而成的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面临一个严峻 使命——民族化、大众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一部新文学如何走向 民族化、大众化的历史,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贯穿着整个现代文学的始终,新 文学界的有识之士,从来就未曾松懈过这方面的努力。早在“五四”时期

,就有人高举 起“平民文学”的大旗,“左联”成立伊始,就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并以马克思 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积极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文艺大众化讨论 ,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欧化’倾向及革命文学创作 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倾向的纠偏,目的在于缩短文学与群众的距离”[1](P199)。因 历史条件的限制,文学大众化的理论探讨比较肤浅,创作中也未能真正成功地加以贯彻 ,“左联”对文学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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