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仍将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另一方面，它越往前行，目标就显得越遥远，道路上的障碍也就显得越来越难以逾越。
　　翻译的科学论之所以陷入矛盾，其根源仍在于前面提到过的翻译对象所涉及的媒介一—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特性。这种特性决定了科学无法完成其使命，因而即使很不情愿也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艺术。
　　首先，大多数人已经接受的一个事实是：虽然科学力图把文本语言中的意义一点一滴落实，但语言却总是拒绝把它的全部意义交出来。事实上，现代批评理论可能会说并不存在什么“全部意义”。不同的译者，依其文化素养、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等各种条件的不同，必然对相同的文本产生不同的理解。换句话说，作品随时都可能产生新的意义。其结果，恐怕可以套用—句话说，是“有一千个译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确实足“接受美学留给翻译的一个悖论”⑧。但只要我们承认翻译过程也是一个阐释过程，这就是无法逃避的一个事实。其次，不同的译者，即使假设他们站在相同理解的起点上，在其表达过程中也必然趋向差异。没有任何两个人会使用完全相同的语言，因为“一方面，整个人类只有一种语言，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语言”，⑨“单词总是某—具体的个人使用于另一人。而这个实际环境将决定、转变其意义。”⑩译者在表达过程中或多或少总是会把他自己也写进去的。该过程同时又与阐释过程密不可分．两者结合，决定了翻译不可能做到我们所期望的那种客观、科学，而必须留下—定位置给直觉、推敲、灵感等艺术思维方式。
　　阐释与表达引进的差异意味着各种不同译文存在的可能性，也就否定了唯一不变的绝对忠实的译文，因而是对科学方法消解的第一步。但真正把译者逼上自觉地运用艺术方法的是语言中的不可译因素：不同语言之间形式上的差异及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差异。文本意义中或多或少的一部分只能存在于原语形式中或原语文化中，这已经成了多数人的共识。在翻译中，这部分意义的缺失可能影响译文的整体效果甚至使之不能成立。因此，译者必须重新创造，使译文虽然不能与原文相等，却能与其双峰并峙，差相仿佛。钱钟书先生所谓的“故知‘本'有非失不可者，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译”（⒒），正是这种情况的最好说明。如此说来，翻译中艺术的存在和科学一样也是源于对“忠实”目标的追求。原文如果是艺术，忠实的译文就必须还它一个艺术品。假如条分缕析的方法达不到这个目的，那就只有付诸于再创造。
　　当然，关于不可译性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人强调语言的表达能力，认为理解与再表达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鸿沟。而另一方面，如果严格强调“忠实”，则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不可译性。乔治·穆南说过：“如果我们接受现代语言学关于词汇、语法及句法的流行观念，我们几乎可以明白地说，翻译是不可能的。”（⒓）极少有人愿意接受这一点。他们宁愿认为，“不可能的只是某一种翻译，某一种我们预设过、追求过，但从来没有实际存在过的翻译。”（⒔）但无论如何必须承认，至少对于严密的科学方法来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不可译性，而这一直是翻译艺术论的基础。或者换一个表达方式：艺术是翻译对语言、文化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的一种处理方式。
　　亚里士多德说过，“所有的艺术关心的都是进入存在的过程，即揣想、思考如何让一件既可存在又可不存在的事物进入存在。”（⒕）就是说，艺术品的形式并无必然性，只有可然性 (probability) 。而这正符合翻译的事实。我们只要看看那许许多多的重译，尤其是诗歌的重译，就能明白这一点。翻译的过程浸透了译者的主观因素，自始至终贯串着艺术。
　　语言学的发展为科学论奠定了基础，但同时又是对语言的深入认识使艺术进入翻译成为不可避免。虽然如此，在这个基础上对翻译中艺术的解释与通常所谓文艺学派的观点有着本质差别。在这里艺术不是出于翻译的本质规定，而是作为科学的补充或不得已而为之的替代品。科学要求一步步踩在坚实的地面上，当发现脚下是一片流沙时，就只好借助艺术可以自由飞翔的想像的翅膀。可是，艺术一旦介入，就带来了新的更为复杂的矛盾，艺术的本 质与科学的束缚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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