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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背后的“智多星”与“智囊团”--策划主体研究之一

时间:2007-7-29栏目:新闻传媒学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媒介的数量与种类迅速增多,媒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随着竞争的加剧,一个新名词在新闻界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它就是“策划”。九十年代,媒介“策划”热已经由电视蔓延到报纸、广播,“节目策划”、“本版策划”、“栏目策划”等新头衔频频在媒介上亮相,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新闻学术界更是围绕媒介实践中出现的“策划”热,展开了理论上的探讨。
    谁在媒介的背后策划与组织新闻传播?主要是那些位处中高层领导岗位的新闻编辑。在各类新闻媒介中,策划与组织传播的主体因策划内容的多样性往往表现为不同的人员组合状态。一般情况下,为媒介产品的定位、结构和形象作整体策划时,策划主体多是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人员集合体,如许多报社在改版策划时,专门组织改版领导小组,由总编辑挂帅、编委会成员和重要编辑部门负责人参与组成,领导小组人员分工协作,分担收集意见和建议、进行调研、起草报纸设计方案、组织讨论和论证、组织和监督试刊等繁杂的工作。借用“外脑”在这类整体策划中也是一种流行的做法,如一些报社、电台、电视台考虑到自身人才资源的某些欠缺,邀请少量外界的专家加入策划小组,担负某些工作,今天已经屡见不鲜。

    新闻媒介的日常报道策划比之媒介的整体策划运行得更为频繁,每一次报道策划组织的持续时间和展开规模也各有不同,对重大报道选题往往由总编辑牵头组织策划小组进行设计和组织,如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中央各大新闻媒介都是由总编辑亲自挂帅组成策划指挥中心或报道领导小组,对整个报道战役作出设计并监控实施。这样的策划通常是比较复杂,报道的组织也非常严密。与此不同的是,大量一般性的报道选题则可能由某些编辑部门的负责人或者某些版面主编、栏目主持人、制片人等负责策划指挥。
    报道策划的操作比之媒介整体策划的操作为时稍短、规模也小一些,而且多数选题的策划,主体在构成上也相对简单些。最简单的报道策划,甚至可能只是一位编辑独立担负的。如1988年北京日报做过一个关于出租车问题的报道,在社会引起较大反响,被认为是“主动寻觅,主动设计,主动实现”的一个生动的报道例证(注1)。该报道的策划组织者是当时任北京日报工交部主任的刘宗明,选题来自于他组织本部门同志进行的一次讨论:当前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是什么?讨论中大家提出了许多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出租车问题、安电话问题以及商业服务质量问题等,经过分析认为,商业服务问题报道较多,出租车和电话问题报道较少,比较新鲜。但电话安装难问题不易采访,而出租车问题可采取微服采访的形式,面对面地向司机、乘客进行采访。于是,在请示了市领导以后,刘宗明根据平时看到的情况,定出一个方案,把部里16个人分成4个小组,进行微服采访。经过两天的奔波,在1988年5月26日北京日报头版推出工交部集体采写的组合报道《出租车实况剪辑》,以6篇特写揭露了北京市出租车拒载、乱要价、跑黑车等各种问题。这组报道引起群众强烈共鸣,第二天一版为此开设了《〖出租车实况剪辑〗发表后》专栏,刊登了一批读者来信来电。其后,报纸又推出连续报道,反映群众为治理非法拉客车出谋划策,以及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对这一问题的谈话,还有出租车公司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整个报道既提出了问题,又指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这组报道的成功说明了编辑部门负责人是可以独立策划与组织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策划主体是“智多星”式的个人。
    “智多星”式的编辑在所有的报道策划中无疑都是核心和灵魂,但值得注意的是,更多的报道策划是由这种“智多星”式的编辑启动和主持,吸引了其他采编人员参与谋划,经过思想碰撞,产生新的灵感,最终形成整体方案。曾经担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写过一篇文章《在‘点子’的海洋里捕捉》,其中介绍了1989年经济日报一组“用辩证的观点认识经济形势”系列报道策划组织的由来:
    ……1988年12月,报社记者部在福建漳州召开沿海省市记者会,主题是研究如何贯彻中央关于正确宣传经济形势的指示。我和副总编辑罗开富、总编室的领导同志也去听会。形势宣传过去经常搞,这次怎么能搞得既实事求是、令人信服又有声有色、引人入胜?当时心中并无底数,只是想广泛听听意见。
    记者们汇报了不少情况,虽然很细,但尚未找到一个能够体现那个思路的表现形式。待到广东记者站刘杰汇报,他第一句话便是:“这几年广东的形势,人们有个说法,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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