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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比基础理论更有用!:读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

时间:2007-7-29栏目:新闻传媒学论文

 传播学进入中国已有20多年,还不断听到“传播学有什么用”的疑问,这就相当值得深思。其实,研究者是满心想证明自己有用的。如国内的传播学,主要就是大众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中,又主要是介绍引进美国经验学派。一心想有用,却不断被人质问“有什么用?!”尤其是这质问主要还来自大众传播界,就更让研究者寒心……
我们陷入了一个怪圈,需要停下来辨辨方向。实际上,像任何称得上“科学”的领域一样,传播学也有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之别。也像其他科学领域的基础理论一样,传播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其内容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有条件、有国界、有利益差别的是传播学的应用理论。国内传播学界盛行的美国经验学派,就是这样的应用理论。陈卫星先生说得好,“它一开始就是和美国的市场经济扩张,特别是美国干预世界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活动的需要直接相关的。……是一种美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服务于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需要,鼓吹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内容在内的美国模式。”①这种应用理论,它的“内容”和“语境”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剥离开语境单纯运用其内容是办不到的。因而,我们总想拿它来“用”,它总不好用,也就总被别人质问“有什么用?!”

小约翰的《传播理论》,好就好在不专重一家一派,更好在它特别注重提炼分析各家各派中包含的基础理论——他称为“核心传播理论”,说它有特别意义,有助于我们对一般传播的理解。②我理解,核心理论之所以是“核心”,是因为它分析的是一般传播系统内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揭示传播的规律,是传播各领域内具体操作技巧的理论基础。重视基础理论,大众传播理论的位置就摆得比较恰当了。全书16章,唯有一章(第15章)集中讲它。或许是国内讲大众传播理论已经够多,这一章在我看来反而较少新意。新意多在国内讲得少的其他15章之中。而最具新意的还是因它重视基础理论,提供了不少观察问题的新视角。
就从我们熟悉的大众传播讲起。中国新闻界讨论了多年的传者中心、受者中心、或者两个中心(传者受者都是中心)。哈特的“三类传播者”理论或许给出较好的解答。“自我清高者”一成不变,不根据他人情况作适应调节;“修辞反映者”则走向另一极端,完全根据别人的愿望改变自己。第三类传播者是“修辞敏感者”,他介乎前两类之间,关注自身、他人和情境。他不放弃自己的见解,但为了达到效果要根据听众情况作调节。哈特认为修辞敏感者明显优于其他两类。(189~190页)我们的新闻媒介长时期是传者中心的自我清高者;20世纪90年代中叶,媒介买方市场形成,又有走向受者中心的媚俗、逢迎倾向。而真理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是如何把专业导向和受众导向结合起来,成为“传播敏感者”。要说“中心”,这两者的“敏感”结合(尝试、调节、适应、反馈等等)才是中心。如何围绕这个中心统筹兼顾,对媒介经营管理、节目制作、新闻写作,都会是一个很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还值得注意的是,“三类传播者”并不是讲大众传播,在本书中它归入“讯息产生理论”,讲的是传播者特征与讯息类型的关系。但它在一个更深的基础层面上对所有传播者分了类,当然也可以拿来分析大众传播。以前局限在大众传播理论中看不清楚的东西,用基础理论就看得更加透彻。
小约翰的《传播理论》,大陆译本是根据该书的第五版,1993年还有个台湾译本,根据其第三版。三版中说,大众传播研究欣欣向荣,不幸出现了一种偏向,不少学者,把传播和大众传播划了等号。对其他领域的重要传播研究少有所知,甚至惘然无知。“更严重的是,无视于一种中心传播过程,在各层面的活动里普遍存在”。③这段话在大陆译本中没有,莫非,到著者出第五版时,这问题在西方已不突出?不幸的是,它至今还是我国传播学界的突出问题。回顾传播学发展史,先有大众传播学,再有传播学。前者研究“大众传播”的特殊规律,后者研究“传播”的普遍规律。将两者划等号,无异于停留于大众传播的特殊规律,“不为”或“不能”上升到传播的普遍规律。
停留于大众传播的特殊规律,加上这特殊规律主要来自美国经验学派,这种条件制约很强的应用理论,不可能应用来解决处于不同条件的中国大众传播的问题。另一方面,忽视“中心传播”即一般传播的普遍规律,忽视揭示这普遍规律的基础理论,也就对大众传播之外的广阔领域缺乏解释力。④比如,周公尊贤,一饭三吐哺;罗斯福自称美国最伟大的演员;IBM的董事长说优秀的企业家必须会当演员;政治学家认为“现代总统的必要素质是通过媒介表演”……仅靠大众传播理论解释不了这些现象。戈夫曼的“戏剧理论”却可以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该理论发挥莎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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