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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中国传媒

时间:2007-7-29栏目:新闻传媒学论文

 一.意识形态的弱化
80年代初,意识形态的弱化,自我意识的强化,个人崇拜坍塌了,个人主义却复活了,80年代知识精英以忧患意识、理想主义、人文关怀、启蒙主义进入主流社会。一元化意识形态满足不了多元化社会需求的发展。
90年代发生了最大的社会变迁。小人、狂人、穷光蛋,无名鼠辈、劳改犯、投机家、封疆大吏、社会名流都极尽表演。三大浪潮的产物在中国同时存,农耕、大工业和信息时代在“和平共处”。英雄主义、明星崇拜,贵族化、平民化、资产阶级、另类都在大肆张扬。社会地位迅速分化,体制不变,仅产权制度有所松动,意识形态、文化思想、政治体制的弱化,一些社会控制的工具跟不上社会形势的飞速发展,信仰、宗教、文化、教育,这些社会控制工具,退化到可有可无的地步,不同的利益冲突、协调、合作、制衡就很难完成。利益格局的分化,很酷,也很无耐。个人预期趋紊乱、浮躁,在利益趋动下,伪幸福、伪科学日盛,造成普遍炒星,炒老板,炒专家的造神现象。
专家、学人首先是利益格局的分化,随后寻找最低成本进入主流社会,否则即被边缘化。经过10多年,精英的观点也大大分化,失去了共同语境。他们的符号完全不同,语境支离破碎,迅速分化成各种各样的专家圈子。圈子内,他们像白痴一样吵吵嚷嚷,圈子外,追逐权力、追逐资本,傍大款、傍大官,精英傍上权力加资本,俨然成为垄断资本或买办资本的代言人。在精英的论战中,利益背景影响削弱了所有建设性。凡牵涉到利益背景,就非学术争论。中国精英与利益集团、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利益的纠葛使争论流于感性阶段,精力全被消耗在对弦外之音的揣测上,以致发展到人身攻奸。理论胜负其实是对决策层的争夺,最终谁占上风,都架不住实践的检验。

所有媒体都不承认自己媚俗,不媚俗又活不好,面对生存窘迫。最终就是市场是否认你,或是你是否溶入都市文化。电视产生直观和视觉效果,使观众变成被动的受众,逐渐地失去思维能力。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说,美国人从电视上看到的是热血沸腾的镜头,但实际上只有一幅完整的图像才会展示出政治家和富商们的丑行。他说,这些丑行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就是如今私利是用国旗裹住的。假如你关注到完整的图像,你会觉得你生活在一个与电视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互联网的普及,有线、卫星电视台激增,新闻与资讯之间的界线日渐模糊。新闻已不再是“传统新闻”了。今天一份报纸比20年前更“实惠”了,版面上有更多题材、更多报道。它不是单一的产品,而是包括新闻、体育、经济、生活潮流、健康、烹饪、科学等一堆产品。不仅满足读者的不同兴趣,还要吸引各异观众的兴趣。央视推出系列栏目,《商界名家》,《对话》、《生活》、《朋友》、《聊天》等炒星节目是大工业产物,信息不对称地引导大众预期错位,是资本家与狗腿子对话,是歌星影帝与影迷的交流,是官民的上下传播,面临着网络的冲击,大众传播已走向分类传播(同业圈子)。寻找平行交流是一条新渠道。“信息时代的新问题是:信息垃圾膨胀的速度远比精品快。很清楚,信息精品的生产效率是受很多因素制约的。它需要人们倾注极大的心血。拷贝成本、搜索成本很低,但筛选成本、创新成本却很高,信息精品增加很少,然而粗制滥造的信息产品却不同,不需要太多的精力投入,便能迅速地增加。”(中经胡小明)
问题是:意识形态弱化,约束空间放大,各利益方代表在争夺话语权之战中,个人彰显的背后隐藏着的是资本权力扩张。利益趋动的实质是权利的再分配。有些原则是永恒的,媒体有三个禁区:一是不能危及国家安全和利益;二是淫秽文字或图像;三是虚假新闻和广告。
二.超编缉因素扩张
传统的“硬新闻”,集中在时政、战争、动乱、灾难、罪案和丑闻上。硬新闻由于采访环境恶化成本高风险大,小心也难免触雷。“软新闻”成本低风险小,又容易操作。因而社会、经济、生活及体育等软新闻就大行其道,新闻和娱乐融为一体,名人报道和个人爱好倍增,最后出现了个性化服务的报道。题材涉及健康之道、投资理财和精明购物等。这种演变过程中,新闻写作变得较个人化、不太严谨,偶尔也引人入胜。以往新闻注重“客观事实”,被编辑眼中“主观新闻”替代。随有线电视和互联网的崛起,连这些具体特征也在消失,众多则是“口水佬”、“炒星”、“炒老板”,一方面是利益趋动;二是造神的技术含量和成本、风险很低;三、新闻主官权力下放让部门长分包,形成“诸侯经济”:在市场化大旗下拉朋党以营私。恶俗的内容直接破坏了都市文化,引来“娱记”的恶名。新闻的价值判断,面对愈来愈大的商业压力。追求轰动效应,提高销量或收视率,利益趋动变本加厉,编辑的选择只有——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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