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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无稿播音的思考╠╠语音传播杂记之二十三

时间:2007-7-29栏目:新闻传媒学论文

 众所周知,播音是一项有声语言的创作活动,自从有了广播电视,就有了播音这一重要环节。播音又分为有稿和无稿,以便从创作依据上,进一步考察创作过程中的共性和个性特点,这似乎是十分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还要在无稿播音上进行思考呢?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仍有“播音怎么会有无稿”的质问,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入阐述。

人类的有声语言,自从有了文字,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内部语言外化为有声语言,保有着语言的原生状态,或只言片语,或出口成章;另一种是,由文字语言转化为有声语言,成为经过字斟句酌的语言新生状态,或目视口诵或熟记背诵。这两种状态,并不决然对立、划然隔离,而是相当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共同为人类的交际、交往、交流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有声语言,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思想感情的载体。她大量地存在于人们的认知世界里,表现在实践的生存空间、规范空间和审美空间的广大领域中。她是一种权力,即人们与生俱来的话语权力。正是这种权力,使人们从“呀呀学语”开始,就把“由己达人”作为必然的能力,向着“表情达意,言志传神”的目标,实现着自己“社会人”的人生职责。有人认为“语言是世界观”,尽管过于夸大,却也从观察和把握世界的角度道出了语言的重要;有人认为“语言是牢笼”,尽管太消极,却也能够使人们从中看穿语言的局限性。“由己达人”并非易事,岂是信口开河所能奏效。这“由己达人”,就包括把何种语言内容告知别人的问题。

把什么内容告诉别人,首先遇到的就是话语依据。这依据来自两大方面:
一种依据是,从小习得的、对于世界的认识程度。这里有历史的积淀、现实的感悟、教育的浸润、经验的积累,当然也有先天的资质在起作用。这时,那思维方式、方法,那遣辞造句、布局谋篇的能力,在交往的需要驱使下,便都集中在“说什么”和“怎么说”的运作过程里了。日常生活的大部分话语,都是属于这种情况。我们把它叫做“即兴话语”。即兴话语的特点是“直接性”。说话者和听话者(互为依存、相互转换)都“在场”。可以是围绕某一个内容,也可以是多重内容。可以是一人主说,也可以是两人交谈。因此,即兴话语带有很强的瞬间性、片断性、残缺性、易碎性。这样,即兴话语的优长,如通俗性、贴近性、随意性、互补性,就受到了极大的损伤,人们希望得到某种改善。于是就出现了另一种依据。
另一种依据是,从识字开始获得的、对文字语言的理解程度。这里有文学的基础、时代的感受、语义的辨析、艺术的敏感,当然也有表达的悟性差异在起作用。这时,如何创造性地解读、再现文字作品,或者旁征博引名言警句,就成了话语主体的基本任务。这就是“转述话语”的“间接性”特点。虽然是“转述”,虽然是“间接”,仍然不可等闲视之,重要的是克服简单地念字出声,避免无动于衷地“照本宣科”。
话语权力已经给定了人们这两方面的发展可能性,我们为什么不充分利用,而要强行割裂呢?谁有权力决定,一部分人只能运用“即兴话语”,另一部分人只能运用“转述话语”,二者不可逾越、不能融通呢?有人总希望把现实的运动纳入自己的主观臆断之中,并且让世人都顶礼膜拜,这实在是一种心造的幻影,只会贻笑大方。

人际传播,不过是“个个相传”,一传十,十传百,或“有口皆碑”、“不胫而走”,或“争相传阅”、“洛阳纸贵”,那也实施了人们的话语权力,包括“文稿”和“腹稿”两类。不可能只允许某一类单独存在,不允许另一类参与其间。
大众传播,应该是“对众传播”,面对大众,形成舆论。这更加突出了规范性、庄重性、鼓励性、时代感、分寸感、亲切感,强调了社会性、普遍性、服务性、引导性。话语权力的两种形态,根本不应分开、拆解。这是世界上广播电视的最一般的规律,只是在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前后,才出现了变态和畸形。那一时期,极“左”思潮泛滥,把毛泽东的一个批示“此文件不要播错一个字”无限扩大,使得话语心态失去常规,变得人人自危。于是,完全依据稿件,忠实于每一个字,成了话语的唯一守则。但是,怎能凭借特殊时期的状况,就作出结论呢?从人民广播建立的第一天起,话语权力既没有萎缩,也没有缺损。虽然因为初期的稚嫩,有稿播音比重较大,但并非没有无稿播音。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战事信息,到文艺节目的介绍;从服务类节目的解释,到体育节目的解说,没有文字稿件做依据的播音,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都有其施展的场合。可惜的是,那时还没有“主持”这个说法,一概都叫作播音。改革开放以后,更有许多现场谈话、录音交谈、答疑阐述、体育赛事,也很少有稿件作依据。此时,也只能叫作播音,而无法改变其称谓。
历史是铁面无私的,任何人都不能篡改。历史又是发展的,任何人都不能阻止。现在,否认“无稿播音”,是因为把“播音”先验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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