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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斯诺赴延安采访的台前幕后

时间:2007-7-29栏目:新闻传媒学论文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1905-1972)是近代报道中国的最著名的西方记者之一。他的代表作《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影响巨大、长盛不衰,被认为是西方认识中国的基本读物。红军由此书为世界所知,斯诺由此书而成就功名。斯诺1936年7月的延安之行是此书的基石。当时,在中国的西方记者至少有二三十人,比如《京津泰晤士报》的爱泼斯坦(Israel Epstern,1915-2005),合众国际社的厄尔·利夫(Earl Leaf,1905-1980)、美国《亚洲》杂志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 )以及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1910-1993)、德国记者罕斯·希伯(Hans Shippe, 1897-1941)等,其中不乏想去红区探奇者,但为什么只有斯诺如愿以偿?传统的解释多倾向于斯诺对中国革命的殷切同情,但当时具有亲共倾向的西方记者大有甚于斯诺之人,比如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 1892-1950),史氏乃美国左翼激进记者,在上海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有直接联系,亟盼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但她赴延安采访的时间却屈居斯诺之后(1937年1月才应中国共产党邀请到达延安)。显然,成就斯诺进入红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仅靠斯诺单枪匹马一腔热情还不够。由于当时的复杂情况,斯诺没有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充分交代他到红区采访的来龙去脉, 以至后人在这个问题上多语焉不详,留下了不少谜团。

19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学界斯诺研究的深入发展,随着前苏联国家档案的逐渐解密,上述脉络逐渐清晰起来。本文在梳理近年来斯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三个方面诠释斯诺成功进入红区采访的原因。
一、 斯诺采访红军的主观情形和经济处境
斯诺1928年到中国,先后在上海、北京以写稿、教书谋生,其间与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大量接触,逐渐同情中国革命,产生了向世界揭示红军的欲望,此类论述甚多,不一而足,以下是一个较典型的对斯诺去红区采访的解释:
在中国居住7年之后的斯诺感到没有很好地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不了解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极大的憾事。外界关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离奇传说令他大为迷惑,喜欢冒险、坚持眼见为实的信念的斯诺决定亲自到红区看一看,他想法设法开始打听到去红区的途径……1936年6月在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来到红色中国——陕北苏区(蒋建农等:1999:2页)
显然,去红区的采访欲望首先出于新闻记者探奇的本能,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开篇时像屈原的“天问”一样对红军提出了80多个问题,然后写道:
1936年6月,我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我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这后来终于成为导致蒋介石总司令被扣的惊人事件,扭转了中国历史的潮流。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在得到上述消息的同时,了解到我可能有办法进入红区。这需要我立即动身,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已经持续了9年的新闻封锁……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探明事情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斯诺:1979:6)
冒险精神在斯诺的生命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美国学者勃纳德·托玛斯(S.Banard Thomas)将其研究斯诺的著作命名为《冒险的岁月》并不奇怪。斯诺年轻时在纽约曾炒过股,漂洋过海时曾混过船票,1930年代在北平经济困窘时曾赌马赢过1000美元从而转危为安,(Hamilton:1988:11.14.&50)这些都能体现斯诺的冒险性格。
1990年代美国的研究者根据斯诺的日记和书信发掘了促使斯诺去红区探索的其他原因,其中之一乃出于经济上的压力:1933年,斯诺夫妇辗转来到北平,情况似乎还是不错的,据其日记可知:“在北平,一个新闻记者可以过得像一个银行董事长那样阔绰,即使他的收入不高”。斯诺夫妇住四合院,仅主人房就有6间之多,还有仆人、厨师、花匠、人力车夫,每年大约花1000多美元,但奇怪的是,斯诺仍然感到生活拮据。(托玛斯:1999:131-133)也许是因为斯诺对金钱有较高的要求使然,他曾想在30岁前发财致富,30岁后潜心写作,他的一生中一直为金钱和写作双丰收奋斗。(托玛斯:1999:26)
研究斯诺的美国学者汉密尔顿(John Maxwell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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