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瑞为代表的一批英国媒介史学家开始对传统自由主义报业理论框架下废除知识税的解读提出质疑。詹姆斯•卡瑞在他颇负盛名的著述《不负责任的权利：英国报业，广电与新媒体》中指出：传统报业史书写突出主流商业大报，忽略激进主义报业的发展，“只有在这种选择性的视野下，传统的关于报业自由发展的观点才显得真实可信”。[8] 换言之，如果将激进主义报业兴衰纳入整个英国新闻史的研究视野，传统的自由主义报业史对废除知识税的解读将面临挑战。

   
对英国报业史上废除知识税的重新解读:从激进主义报业的兴衰看知识税的废除 　
任何社会现象都必须在一定的“场”，即它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背景中，才能存在和表现出来。[9] 因此，下文将对激进主义报业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其经济结构、阅读方式与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阐述，来进一步审视传统自由主义报业理论对废除知识税解读的不足之处。
激进主义报业的兴衰
十八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使英国迅速从传统的工场手工业时期进入了工业化大发展的时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失业和社会灾难也相伴而来，面对“大批的求业者、最低的工资、女工和童工、过长的劳动时间、社会联系的丧失、生病、工伤、养老保障的缺少”，[10] 政府却无所作为。这一切使政府在人们心中的信任度大幅下降，同时也为激进主义的产生创造了土壤。相继爆发的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不但为英国带来了革命的激进主义观念，而且也显示了印刷品通过表达对政治事务的观点而发动民众的能力。美国独立战争中，托马斯•潘恩发起了“大众煽动式新闻”，他倡导印刷品应当是公众可以获得的、能够信赖的传播媒介，而绝非政府用来操纵记者和印刷商的工具，这一理念无疑成为所有十九世纪英国激进主义报业家创办报刊的目的。[11] 然而，此时的英国报纸主要以读者的阶级所属划分，占主流地位的仍是《泰晤士报》、《曼彻斯特导报》、《利兹信史报》等商业报纸。出于商业运作的考虑，这些报纸仅仅代表正在发展壮大中的、受过良好教育并具有较强购买能力的中产阶级的利益。[12] 工人阶级的利益与政治主张在这些主流报纸上得不到体现。随着工人阶级阶级意识逐渐觉醒，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壮大，创办以发动政治运动，推翻现有体制为目的的激进主义报业成为历史必然。 正如英国文化学研究的创始者威廉姆斯所说的那样：“十九世纪的英国蕴育了一种全新的、以新的社会阶层为基础的‘政治运动新闻业’(Campaigning political journalism [13] )[14]”――激进主义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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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报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资产阶级右翼激进派的影响，他们力图在政治压力下，通过创办报纸来争取个体自由。由于要逃避报刊税和政府的压制，激进主义新闻业也被从业者们称为：游击式新闻。这些报纸多以周报形式出现，既不依赖政府津贴也不依靠刊登广告来维持生存，他们从工会组织取得财政支持，以低成本投入和限制发行量为主要经营方式。[15]
应当说激进主义报业选择这种经营方式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激进主义报刊业主们反对主流报刊的商业运作方式，他们认为那样会妨碍民主辩论机制。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他们激进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他们不可以也不可能依靠政府的津贴生存。激进主义报刊《观察家》的创办者利·亨特（Leigh Hunts）就曾指出：“以前的定期出版物，均由政客操纵，他们利用报纸发表自己的政治观念，攫取政治声誉；而现今的报纸只为盈利赚钱……”。[16] 对于亨特来说,创办自己的报纸就是为了与这种现状抗争。因此,早期的激进主义报业是拒绝刊登广告的,他们主要以逃避知识税以降低报纸售价和尽量减少投资来保证报刊运营。不缴知识税可以使报纸的售价仅仅相当于主流大报一半甚至更少，从而保证了低收入的工人阶层能够支付起低廉的报价，而减少投资则大大削弱了激进主义报业创办时期的经济压力。事实上，一份激进主义报业的投资的确很少，他们不使用蒸气机印刷，而是依靠手工生产，而这种手工印刷机在当时只需十英镑。相当一部分激进报业的生产是以小时计费的形式租用印刷机，以计件工资的形式付给印刷工人工钱，这样就进一步降低了成本。此外，由于激进主义报刊的新闻不以时效性取胜，注重发表政治观点，其稿件多来自于读者层的自愿供稿，这就使他们免去了雇用专职记者的投资。而每张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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