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中国媒体和媒体教育的改革与纯粹经济领域的改革有所不同。它较其他领域滞后，但对全社会的影响更为深刻、巨大。它的前进面临着更为巨大的挑战。和世界各国的媒体一样，每个媒体机构的发展都会受到各种制约，都要处理好相互关系。即媒体与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的关系、媒体与读者观众及市场的关系、媒体与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关系，不同类型媒体的关系，以及同类媒体中不同实体的关系。从经济上说，主要是市场和竞争观念的引入。中国媒体的硬件大多不次于国外，像网络方面还走在世界前列。但在市场、竞争和商业化运作方面，由于正处于转型期，还在摸索中。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在历史上媒体发展过程中起过作用的诸多因素中，无论在哪一两个方面突破，就有可能带来全局性的突破。媒介观众的转变可能成为最大的突破口。湖南卫视湘军的突起，《快乐大本营》和《玫瑰之约》功不可没，可以看成是电视节目在娱乐性功能方面的突破，在男女情爱这一人类永恒主题方面的突破。

   
“媒体在全球化过程中承担不可替代的责任”:中美传媒技术培训中心主任王青平博士访谈 　
记者：在市场化、商业化的国家里，媒体业永远面临着商业利润与社会责任的冲突。您能否给我们举一个美国如何处理这种矛盾的例子？您认为中国的媒体在此问题上应该向西方媒体借鉴些什么?
王青平：去年我们组织了中国电视界到美国参加电视发展研讨会，在斯坦福大学听到有位教授对美国媒体过分商业化的激烈批评。当时南京大学的孟建教授提问，像持您这种观点的人在美国有多少?这位教授说很少。而媒体界可以花上百万美元的钱来研究如何对付我们学术界的这种批评。再举一个例子，CNN有一著名记者报道了美国在越南使用生化武器的事实。国防部告诉CNN高层，如果此人的名字还出现在CNN的工资单上，CNN将再也得不到军方新闻。结果如何，可想而知。这位著名记者离开了CNN。关于中国的报道也有类似的例子。我有一个年轻的美国女学生，曾在CNN在中国的部门工作。她很喜欢中国，男朋友也是中国人。她告诉我，很多在中国的CNN工作人员都喜欢中国，但他们都知道，对中国的正面报道是很难在美国发表的，原因很简单，大部分不了解中国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偏见，而媒体必须迎合观众来保住市场。这些例子说明，在媒体与市场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冲突中，很容易放弃社会责任而保住商业利益。中国媒体在走向市场化、商业化的过程中，对早已高度市场化、商业化的美国媒体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是需要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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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中国即将加入WTO，将面对外来媒体的冲击，您认为中国媒体在应对这种冲击与挑战时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王青平：中国加入WTO以后，这对中国是挑战也是机遇。媒体的生存和发展终究会面临外来媒体的冲击。包括商业利益上和文化上的冲击。事情最后的结果可能部分取决于中国以什么样的心态或者说态度来对待这种冲击。我以为要以积极的态度主动进行认真的接触和了解。
记者：您这样认为的理由是什么?
王青平：我认为理由有三：第一，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人类历史过程；第二，中国经济、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得大于失，中国文明和文化有持久的生命力；第三，媒体在全球化过程中承担不可替代的责任。
记者：您的看法对中国目前正面对“入世”挑战的媒体工作者会有很大的启发，您能否具体解释一下为什么说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人类历史过程?
王青平：决定这一点的，从根本上说是通讯和交通的发展。在英文中，通讯和交通可以是一个词：Communication。由于中国的地理位置以及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古代中国成为大一统的、相对隔绝的中央帝国。现代通讯与交通造成的信息和人员的流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发生的世界范围的经济、文化等的交易和交流，军事冲突，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凭借地理位置成为与世隔绝的帝国。因此，我认为胡适在20年代提出的“充分世界化”的意见是非常中肯的。世界化就否定了“西化”，不以西方为中心，而中国在世界化的过程中本身就扮演了其中的重要角色。充分并不是全盘，而是从中华民族的利益，特别是长远利益出发，最大限度地进入国际体系。我们的通讯和交通越发达，我们的传媒越发达，全球化的进程就越快、越深入。我们此次的报告会就是一例。
记者：您为什么非常肯定地说“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得大于失”呢?中国媒体是否具有竞争力?
王青平：我认为，文明有强弱，文化无优劣。强势的文明对于弱势的文明总有侵入的倾向。在战争和经济活动中也是残酷的。我们的历史书中对汉、唐、清代疆域扩展，征服异族的称颂，对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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