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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传播学的发展与贡献:克里斯汀.菲奇博士访谈录

时间:2007-7-29栏目:新闻传媒学论文

 受访者:克里斯汀·菲奇博士
访谈整理:常燕荣 蔡骐*
访谈时间:2001年11月
克里斯汀·菲奇(Kristine Fitch)博士是美国从事民族志传播学(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的著名学者,作为民族志传播学大师格里·菲里普森(Gerry Philipsen)的嫡传弟子,她继承和发展了该学派的学术传统并有进一步的创新。鉴于民族志传播学目前在国内传播学研究中尚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我们专门采访了克里斯汀·菲奇博士,请她给中国学者介绍一下该学科的源流及研究方法,并分析中国学者采用该方法研究中国本土文化与传播的可能性,以期能促进中国的民族志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下面访谈录中的答问者均为克里斯汀·菲奇博士。
问:菲奇博士,能不能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民族志传播学的发展历程,它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答:好的。我认为人类学家是在二十世纪早期才开始我们所理解的严肃的田野工作。当然,在那之前,一些传教士就对他们所去过的地方及所发现的部落有所描述,还有一些探险者也写过他们所发现的人和事。人类学作为一门严肃的学科研究大致开始于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著名的田野工作者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曾写了一本书,里面基本上是他在Triand Islands工作时记的日记,不过,这本书直到他去世后才被出版。我并不了解Triand Islands,那是他研究的东西,但那些日记很有趣,因为他谈了很多他自身肉体上的痛苦。对于那些他所研究的人他没有说什么奉承之辞。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好象是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与博厄斯一起从事研究,她是一个出色的人类学家,一生中研究了许多文化,她的贡献在于指出一些诸如青春期之类在美国被视为普遍的东西事实上是由文化塑造的。所以是她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多少让美国人明白这世界存在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这基本上就是我所了解的直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的人类学。在20世纪50年代,德尔•海默思(Dell Hymes)在拿到了一个人类学学位及一个语言学学位后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工作,定期与自己系里的同事聚会。在60年代早期,他还与其他人定期聚会。在这些聚会的人中有约翰•甘柏兹(John Gumperz)、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哈维•萨克斯(Harvey Sacks)等,他们是一群非常聪明的人,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生活。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对语言及语言的使用感兴趣。海默思在1962年出版了一本杰出的著作,在那本书中最早提出了SPEAKING框架。其最大的偏离是说文化可以研究,文化本质上是传播建构的东西。语言人类学家把语言作为语法、句法等抽象体系来研究,但海默思有了一个相当革命的观念,即语言和社会生活是相互缠绕的,因此你不能把它们分开,在考察其中一个的时候必须同样研究另外一个。海默思是在1962年写下这些的。他教了一些学生,他和他的学生继续做民族志。他完成了一本很重要的书——这本书是他的学生及其他具有相似观点的人在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早期所做的研究的文集,书名好象叫做《语言、文化和行动》(Language, Culture and Action)。这是一本经典文集,它通向海默思1972年的著名论文,在那儿他更广泛地论述了语言社区、语言行动、语言事件及语言框架。

问:那么民族志传播学公开宣称的目标是什么?
答:建立在社会环境中研究语言的系统论方法。
问:民族志传播学学者已历经四代,您能谈谈每一代人从上一代那里都继承了什么?以及每一代人对民族志传播学有何发展?
答:我只能谈谈我熟悉的传播研究领域中的民族志传播学。交谈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已经在其它领域的很多方向得到发展,但是在传播领域,格里·菲利普森是第一个接受海默思理论框架的人,并试图以此为基础就传播行为提出一些理论。他继承了海默思作为人类学家的传统,重视田野工作,把语言作为情境行动(situated action)来给予密切关注。所不同的是,他所研究的人群,并不是以地理上的分离来区分,也不是以说不同的语言来区分。当他在Teamsterville研究人群时,他会在海默思提出的文化框架中讨论关于阶级和性别这样的东西,我想到你可以把这当作是该框架内的一种创新。当然,塔马·卡却(Tamar Kat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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