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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论文

时间:2022-03-31 08:39:16 新闻传媒学论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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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论文(精选6篇)

  在平平淡淡的日常中,大家都经常接触到论文吧,论文写作的过程是人们获得直接经验的过程。一篇什么样的论文才能称为优秀论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论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论文(精选6篇)

  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论文 篇1

  由于第一次对我国新闻传播学书籍进行年度概述,这里先把我国新闻传播学书籍的出版情况做一简单回顾。

  解放以后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出版的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籍只有百来本,而且没有一本学术专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日渐增多。1991年,各种关于新闻和传播的书籍超过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1500本以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资料室和中国新闻年鉴的粗略估计)。如果说80年代是我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的准备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两年,无论这数量和质量方面,与自身相比都是最辉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几年,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各类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体系。80年代,我国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统教材。90年代的情况大大改观,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陆续组织写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种专业教材。到世纪之交,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全套更新和增补新的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教材,北京广播学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专业教材。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论文 篇2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这年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的热潮已经过去,新出版的教材明显减少。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书教材中,作为增补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李良荣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等。这年新出版了一套网络方面的教材,也有单本的网络方面的书籍,但新的内容不多。

  五,这年的传播学译著没有像两年前那样大量出版,但已出版的译作大多水平尚可。例如李普曼《公众舆论》的新译本(上海人民版)、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的新译本(南京大学版)、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的译本(清华大学版)。

  六,这年出版的新闻业务方面的书依然量很大。除了记者个人的作品集外,关于新闻写作方面的书中较有特色的,例如,以“全”为优势的黄晓钟的《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论证角度较新的郭光华的《新闻传播艺术论》,有些新意的新闻摄影方面的文集《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等。

  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论文 篇3

  “新闻”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了,无论它是作为一种信息形态,还是作为一种文本。任何文本最终都可以用语言来表达。人类的语言现象可以划分为两个维面:语言和言语(话语),语言是抽象的、系统的一种表达规则,一旦运用某种语言系统在具体的语境中的说话或写作,形成的口语或文本,即是“话语”。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重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便是我们一般化理解的“新闻”,而这种情形下产生的口语或文字作品即“新闻话语”,它的特点与众不同,是一种再现事实的话语。它在形态上是物质的报纸或电子传媒的一种文本,在观念上则是一定语境的体现。

  荷兰符号学家梵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被视为传播学的经典之一。该书把新闻作为话语分析的对象,因而将符号学的一种分析方法与新闻的研究结合了起来,提供了深化新闻研究一种视角。话语分析存在两个层次:文本分析与语境分析。前者对新闻话语的结构进行描述,后者将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记者的认知、新闻话语如何再现事实的过程、社会文化因素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他的观点属于批判学派的温和派,通过新闻话语分析,他认为:“媒体从本质上说就不是一种中立的'、懂常识的或者理性的社会事件的协调者,而是帮助重构预先制定的意识形态。”这里的“意识形态”不完全是政治意义上的,包括政治意义,但更侧重文化传统。

  在作者的论证下,看似平常的新闻话语具有了规律性的总体意义(宏观结构),包括一系列的常规叙事类型、叙事等级和顺序规则、隐含的叙事模式,以及将隐含叙事变成真实叙事的转换规则。在微观结构方面,从确定命题到保持内部的一致性、句法、词序、措辞风格、修辞等等,各种非常具体的分析,令人信服地感受到(甚至新闻作品的当事人也没有意识到)这种话语深层的“意识形态”成份。新闻话语的多层级结构特征,决定了受众一般只能得出既定结构所提供的解释框架,其他的解释框架、其他的目标、规范、价值和意识形态等等,会被用使用到反面的解释中。

  该书对新闻话语的考察是从源文本和对源文本的加工过程开始的,从而能够准确地论述制度(机构)控制、经济利益控制、专业活动组织、日常新闻工作程序和新闻价值体系如何对新闻话语产生影响。在观念性的认知方面,该书涉及五个重要的控制记者职业活动的认知因素:1.记者对事件的主观认知模式(表现在对输入文本的关于事件的解释)。2.记者对源文本可信度和权威性的认知模式。3.新闻文本制作的目标和规划,包括所确定的新闻的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4.接受者的认知模式对记者的影响。5.制作语境的认知模式,包括日常的工作程序、时限和工作互动。

  梵.迪克曾发动他的学生们记录了荷兰各主要新闻传媒的记者们获得新闻源和加工源文件的许多细节。他从中发现,记者们在以职业的新闻价值标准制作新闻时,实际上不断复制着社会的话语,无形将与事实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价值观内涵其中了。无论记者如何独立地思考,他通过详尽的宏观与微观的话语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的新闻、新闻制作和报纸已深深地被他们为有效地以一套固定程式收集每天新闻而编织的那张网所束缚住了。”

  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论文 篇4

  美国的电视节目具有一种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的能力,或许这就是传播学批评学派常说的“文化帝国主义”吧。在美国电视节目的包围中,被浸淫了这么多年的观众,对此似乎已经无所谓了,以致很少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来解释纷繁复杂的世界文化背景中美国电视节目何以取得这样的成功。

  《达拉斯》是一部在20世纪80年代征服了全世界的美国电视连续剧。从美国到以色列, 从南非到澳大利亚,不同角落的人们聚集在电视机前一起追随尤因家族的传奇。它在90多个国家获得成功,而仅在少数几个国家遭到失败。那么不同地方的观众是如何理解这部电视剧的?会激起相同的卷入和反应吗?两位以色列的传播学专家,泰玛利贝斯和埃利胡卡茈,在他们的这部专著回答了这些问题。

  这本著作其实是两位学者研究经历的一份记录。他们选择的途径,是观察和研究这部电视剧在不同民族家庭中的接受情况。具体的研究对象是以色列的特殊亚文化群体, 包括以色列阿拉伯人、摩洛哥犹太人、从俄罗斯来的新移民,以及具有西方血统的老资格的以色列聚居区居民。他们从每个亚文化群体中选取10个“焦点组”作为代表, 每个小组由三对夫妇组成(相互之间都是朋友或亲戚,并且具有相近的.年龄和接受教育的程度)。成员们一起观看一集《达拉斯》,然后复述剧情,逐渐进入“引导式讨论” 。为了进行更加全面的比较,作者们还对美国人和日本人(这个节目在日本只存活了几个月)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调查。书中详细阐述了研究的设计,描绘了各种文化群体对访谈环境特有的反应。介绍了其中一个摩洛哥人小组的讨论草案,用具体例子来说明访谈过程中对话交流的丰富与自然。

  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论文 篇5

  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各领域的语言学转向引人注目,语言的变化,作为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的重要表征,开始在社会各领域受到关注。致力于批判语言分析的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注意到语言分析在各学科中的两个走向:一方面是语言研究范围中各种分析语言方法,一方面是与社会语言相关的社会和政治思想。遗憾的是,这两者的综合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使语言与社会的相互建构关系不能得到有效地揭示。1993年出版的他的话语分析代表作《话语与社会变迁》,力求将话语分析和社会理论结合起来,发展一种既能研究语言变化,又能研究社会和文化变化的多向度话语分析方法。

  2003年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  

  作者在导言中开宗明义地介绍了他开创的多向度的话语分析方法,他认为,任何“话语事件”都可以被同时看作一个文本,一个话语实践的实例,一个社会实践的实例,因此,话语分析可以在三个向度上进行:文本向度,关注文本的语言分析;话语实践向度,说明文本生产过程和解释过程的性质;社会实践向度,倾向于关注社会分析方面的问题。

  诺曼的这种方法,基于对前人话语分析成果的综合梳理。他既吸取了语言学对话语文本本身和话语生产过程及解释过程的研究方法,又采纳了福柯对话语在社会意识上建构属性的观点。同时,他指出福柯在固化的权力结构中探讨话语的政治性的研究缺陷,认为权力斗争的动态过程应在话语实践中具体分析。

  话语与社会存在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话语被社会结构所构成,并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另一方面话语又有助于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有助于改变社会;同时,话语实践作为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又是一种政治实践,建立、维护和改变权力关系及权力关系实体,这是作者论证的基础性观点。在三向度分析框架中,文本分析主要侧重词汇、语法、连贯性和文本结构来进行。话语实践作为中间向度,将文本分析和社会实践联系了起来,侧重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所有这些过程都关联到经济、政治和制度背景,文本的生产和解释建立在内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习俗基础上的。社会实践的话语分析则将话语置于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中,揭示意识形态和霸权以各种方式对话语的介入,和话语对意识形态和霸权的维护、批判和重构作用。

  给出话语分析的大体框架后,“互文性”成为“特别有成效”的分析重点。在话语实践研究方面,互文性被列为专章论述,“互文性”是文本的一种属性,它描述文本与文本间、文本与话语习俗间的相互建构关系。作者认为,互文性非常有助于对语言变化的研究。互文性是对历史性文本的继承和改造、创新过程,它受到霸权环境的限制,并体现为一种形式的霸权斗争。互文性存在于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环节中,生产环节的互文性体现文本的历史性,分配环节的互文性涉及不同话语类型的转换,这种转化过程往往体现着隐性的权力关系。消费环节的互文性,强调了消费者带入解释过程的文本对解释的建构作用。可以说,作者对互文性的概念的深化,更为透彻地揭示了文本与社会环境的深层互动关系。

  为了详细阐述文本分析的不同方面,诺曼大量采用了医生与病人、教师与学生的'谈话实例、以及媒体的报道,从互动控制、阐释、情态、礼貌、普遍特质、关联词与论证、及物性与主题、语词意义、语词表达、隐喻等角度,分析文本中哪些细致的技巧和策略,以怎样的方式建构了话语主体与社会现实,并导致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的无形介入。

  本书的结尾,综合前文,提供了话语分析的具体指南,这对于从事话语分析的读者,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在谈到当代社会话语变化的民主化、商业化、技术化趋势时,作者也表现了他的忧虑:那些用于重新设计话语实践的“话语技术”,有可能被有权力、有资源、有金钱的人所窃用。他预见到,话语分析者面临着“紧迫”的悖论:一方面,他们揭示话语实践的复杂社会和霸权结构,另一方面,“像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一样,话语分析者日益面临着被整合到官僚主义和管理性的议程的危险”。

  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论文 篇6

  当今世界,广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每天清晨从睡梦中醒来,我们就处于广告的围城之中。广告,对当今的生活和社会到底造成了什么影响?它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还是破坏了社会的结构?这是一个值得人们关注和深思的问题。

  论文2003年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来自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约瑟夫·塔洛教授所著《分割美国:广告与新媒介世界》一书,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给出了一个鲜明同时也让我们惊奇的答案:广告,正在塑造碎裂的美国社会。

  作者认为,对于一个普通的阅读者和收视者,广告日益深刻的细分化和目标化特征预示着一些可怕的东西。美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将会因为广告的影响而受损。美国的广告主指挥美国主要媒介所进行的对于美国毫不留情的细分,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广告是现代生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大都很难跳出广告所制造的虚拟世界,来观察一下自身所处的真实处境。究其原因,在于人们总是被广告美丽与时尚的表象所迷惑,而忽略广告背后真实的世界图景。作为一个理论上的自觉者和清醒者,作者在该书中向我们展示了美国广告业背后的真实世界。借助其理论之光,读者能够看到美国广告主、广告公司、媒介公司和技术公司在一种宏观的历史背景中,如何形成一种合力,对美国社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作者认为,近30年来广告在美国塑造了一个碎裂的社会,并将给美国带来一个碎裂的未来。广告在美国经历了从社会塑成型媒介到阶层塑成型媒介的平衡变化,并加速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化进程。阶层塑成型媒介是指那些鼓励社会的各个零散部分与自身沟通的媒介,而社会塑成型媒介是那些具有潜力使得社会各个阶层进行相互沟通的媒介。当今美国广告已经进入了阶层塑成型媒介为主导的.历史阶段。

  在广告背后,广告主是作为一种影响和改造社会的重要力量而存在的。“广告主讨论美国社会的方式正在发生革命性的改变,他们制作广告和塑造媒介以及反映这种讨论的方式同样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这就是本书的主题。这种改变和家庭具有的视听选择的重大变化相互影响。但是这种改变又驱动了这种分裂意识的发展。” (正文第1页)

  在这本书中,作者反复强调的是:美国广告主透过广告不断对目标受众进行细分的历史性活动,对美国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美国广告的总体研究,作者得出结论:美国广告深刻影响了美国社会。在未来,美国广告还将继续加深对社会结构分裂化趋势的影响。

  塔洛教授的研究,对于考察中国广告业与中国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以前我们一般习惯于从市场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广告对社会的影响,而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实证的、批判的研究视角。从这个角度看,该书对处于全球化环境中的中国广告业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该书1997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虽然出版已有6年时间,但是书中论及的广告对社会影响的趋势依旧在继续。作者相信,数字互动型媒介领域、个人化的家庭空间、复合媒介集团公司与营销传播控股公司,都将进一步发展。从另外一个角度看,6年的时间也正好对该书的观点和论断进行了新的检验。

  未来,人们依旧处于一种与广告世界交融的生活形态。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高科技趋势的来临,广告活动细分化和目标化的特点将更加明显,广告对社会和生活所进行的分裂化进程将无法逆转。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学术界对广告业社会影响的客观的、历史的研究,显得更为必要。对未来的广告业,该书也提供了一种独到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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