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社会行为纳入大众所理解的传播范式之中并去塑造这些社会行为。作者对作为传播生态案例的具体行为和事件，如瓦科的灾难、条形码监视、GONZO审判、失踪儿童问题、对恐怖主义的电视报道、海湾战争与后新闻事业等，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定性分析和思考后认为，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和随之变化的传播范式在行为者的融合下影响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行为，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社会行为发生在传播生态的情景中。
在这样的传播生态下，海湾战争和索马里入侵等成了完美的“电视节目”，电视网根据五角大楼炮制的计划脚本报道战争，将中介的图像转播给受众以体验“真实的现实”。这些战争其实是在先进的信息技术（如聪明炸弹、海事卫星等）和被五角大楼接受并操纵的传播范式的融合下，由五角大楼和电视网共同谋划并执行的事件的最后一环。
该书特别提到了在这种传播生态衍生下的两种典型的电视新闻范式。一种是由日常的新闻事件报道类型构成的范式，它表现封闭的官方观点和排他性的主题，通过图像描绘事件的两维特性；对应的是由记录片式的主题报道类型构成的范式，它表现开放的官方观点和包容性的主题，通过背景、情节、讨论等描绘事件的多维特性。
阿什德在书中重点考察的是具体的社会行为而不是整个社会，因此该书没有也未曾企图构建所谓传播生态学的理论框架。从英文书名“An Ecology of Communication：Cultural Formats of Control”可以看出作者试图在与传播互动并变迁的文化视角中分析传播生态现象。在此层面上，作者的意图已部分达到，如非常深刻地讨论了电视的传播生态，但另一方面作者也承认，希望通过他的阐述能引起电视以外的传播生态的讨论，能更深入地分析在融合的信息技术、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下的文化变迁。
该书的中文译名“传播生态学”也因此值得商榷，直接译成“传播的生态”似乎更能贴近作者的意图，不必在讨论某种现象或领域时都冠之以“学”。（某本讨论网络经济的书竟被译成流行的“传媒经济学”的书名！）另外，在传播生态学学科仍在探索和构建的背景下，该书作者踏实地去发现问题的风格值得我们学习，而不是急急忙忙地将其他学科的概念（如生物生态学）机械地移植以创建所谓的“XXX学”。该书的讨论已超越了移植和隐喻的阶段。
大卫·阿什德对传播生态的研究体现了西方学者目前研究焦点在于传播技术本质或内在的符号和物质结构如何对文化导致深远的微观及宏观的影响。而此书对人们的启示正如书中所言：“追问和发现的过程影响着我们所学的东西和所提出的问题。”（59页）（周俊）
放弃交流的幻想
——读彼得森《交流的无奈》
(华夏出版社2003年7月版，译者何道宽)
作为“会说话的动物”，人几乎每天都要从事交流活动。在大众传播媒介充斥耳目的现代社会，交流除了作为一种行为，更主要的是成了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关涉到个人经验的沟通、社会关系的建立、民主的推行和社会的发展等等方面。我们用交流能力来给人类定义，对交流的经验信赖有加，而很难接受“交流是不可能的”这一令人懊丧的论断。美国学者彼得森写的《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一书就是一部粉碎“交流乌托邦”的著作。书中，他开宗明义地说：“交流”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交流问题基本上是一个难以驾驭的问题。换言之，完美的交流是不可能实现的。

   
　
作者对“交流”的考察与分析基本上循着两个思维理路进行：一方面，他对人类从古至今的交流观进行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探察，从中追寻交流失败的根源所在，对“交流是心灵的共享”这一乌托邦的梦想做了批判；另一方面，他努力为走出交流失败的梦魇寻找一种新的办法，即以追求彼此的关爱来代替追求完美的交流，化解人与人之间人为的障碍，实现一种实用主义的行为的协调。
“交流”一词具有多义性，作者在该书中将“交流”界定为点对点的信息流动和点对面的信息流动。点对点的信息流动包括爱欲交流、心灵交流、对话、书信、电话等所有一对一的互动交流，一种广义的“对话”。这是交流的理想形态，但“对话”难以规避霸道的举动和道德特权，而且同样有失败的时候，所以“这种理想是不充足的”。点对面的信息流动是书面、广播等形式的交流，一种单向的“撒播”，人类历史的发展使撒播成为“我们的命运”，而凭借符号和机器进行的撒播，又怎能保证意义跨越两个脑子成功地迁移呢？这两种失败，正是作者立论之所在。
作者敏锐地察觉到，交流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语义问题”。这样一个深具哲学意味的命题，历代的思想家哲学家都不遗余力地试图回答。苏格拉底就向往一种爱欲式的灵魂交往，但这种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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