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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化研究的两个十年:—一个总体评估和元分析

时间:2007-7-29栏目:

研究者来说,关键问题不一定是人们的看法发生了什么变化,关注的中心也不应该远离文化或制度框架(政治的、经济的和法律的),后者支撑着信息系统的特殊类型的连续控制。这样,涵化研究应重申它的批评的根源。同样地,虽然我们不要求涵化研究者背离他们对定量研究方法的依赖,但是我们相信,对涵化中的某些不同“过程”的检验时机已经成熟。譬如,或许在叙事理论与涵化之间可以制造丰富的连接点。最新发表的传播研究正在越来越多地阐述叙事的重要性,认为涵化本身隐含着一个教养、文化文明的叙事性解释。似乎有理由认为,涵化检验可以开始建立理论并且测试涵化结果与叙事形式之间的关联。
这意味着在修辞学和批评的文化研究上的整体的新的可能关联;如果这些多种的路径被看作补充的而非一个总数为零的争论范围之外的游戏,那么许多重要的新的综合性就可能得到提升。以往涵化研究的精神总是主张一种综合的方法,其中叙事理论可以被挂上涵化逻辑方法的战车,以提供更多有关涵化过程的特殊详尽解释。我们对涵化的理解也可以受益于人类学有关小群体内部(个人、职业以及家庭)的研究,它所提供的大范围调查的数据资料是十分难得的。
回眸过去的20年,可以清晰地看到,格伯纳的工作建立了一个宏大的具有经典价值和可操作性的理论范式。但是涵化研究者依然面临许多其他的任务(参见Morgan和Signorielli,1990,部分目录)。这项工作的国际化拓展正在继续。在格伯纳领导的文化环境运动的倡导之下,涵化结果正在转化为社会行为。新的涵化研究频频出现,有些改写了旧的程式,有的拓开了新的天地。最为重要的是,涵化研究的基本任务仍然是关注与社会政策制定相关的文化指标:只要电视存在,就永远有必要去建立电视理论并评估它的影响。就像科技和政策不可避免地变化(或者走入一个怪圈)一样,涵化理论和数据资料正在进行的交互影响为我们提供了批判性的眼光,从而对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文化中作出选择。
注释:
①我们元分析所用的数据总结图表来自作者们。
(译者系北京广播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传播学博士生)
【责任编辑:姜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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