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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误读与比较新闻学

时间:2007-7-29栏目:新闻传媒学论文

e Press),客观性(Objectivity),宣传(Propaganda),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舆论监督(Watch Dog)等都是些表面相似但实际差别较大的概念,需要进一步梳理。
两种误读方式

   
文化误读与比较新闻学  
误读和“一百个观众心中有一百个哈姆莱特”或人们彼此的不同看法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这里谈的误读往往是建立在对事实不当的感受、对认知对象材料不充分占有或不科学的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比如“盲人摸象”,就以局部代替了整体,结论注定是错误的。
在很多情况下,误读是由主体对认识对象的曲解造成的。乐黛云认为,“……人们与他种文化接触时,很难摆脱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往往只能按照自己所熟悉的一切来理解别人。……人在理解他文化时,首先按照自己习惯的思维模式来对之加以选择、切割、然后是解读。这就产生了难以避免的文化之间的误读。”③
在大众传播中,不同的传播方式和传统经常会引起论争。西方不能理解教化在中国传播中的主宰地位,而中国也难以理解为什么西方报道总是不停地揭露阴暗面,相互攻讦的情况时有发生。前两年的“妖魔化”之论争为文化误读生动地做了注脚。④
误读往往呈现出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下意识的误读,主要因双方文化上的差别造成的,它是零碎的,不系统的,粗疏的,常常是当事人以己方的价值观去衡量他方的行为;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得出否定或肯定对方的结论。
2000年岁末,巴黎上演了一出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为题的话剧,遭到了海外华人的强烈抗议,认为题目侮辱了华人。原作者佛·齐博不得不道歉并连连喊冤,他使用这个名称是出于幽默而并无恶意。他说:“我了解中国人的这段历史,这是一段痛苦的历史,但是,这不是中国人的耻辱,而是法国、英国、德国的耻辱,是它们侵略了中国。我丝毫没有羞辱中国的意思,如果说羞辱,我羞辱的是法国。‘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句话涵盖了一段历史,是一个历史现象。我用这句话做标题,完全是出于一种亲中国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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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小说的中文翻译沈志明说,“这句短语对齐博的刺激是很大的,这种用人狗对比、通过语言所表达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使他深受震撼。他要找一些词语,一个突破点来发泄,用反面词汇来表达情感或许是一种方式。说他是文字游戏也好,说是反其道用之也好,总之,他把自己的愤懑、自己的不满都发泄了”。
但是作者和译者的解释并不能使华人谅解,在强烈的抗议下,最后作者还是作了让步。其小说中文版题目改为:《去他的戒律》。⑤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化误读的案例。
很长时间以来,西方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的印象停留在18、19世纪的“三寸金莲”,“妻妾成群”“封建、落后、愚昧”等概念上。他们往往以这样的印象来解读当代中国。他们对中国的现代化较少关注,而《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红高粱》等影片却会引起他们较高程度的共鸣。以当年的印象来解析现代中国,个中当然也有误读的成分。
法国比较文学学者阿兰·雷认为,文化传统的不同形成了思维方式的不同,由此产生了阅读的困难。因为信息生产者的社会语言编码和读者、听者的编码系统不同,所以出现了译码的困难。他说:“就是一位现代的中国读者对孔学原著的阅读,或是现代的一位英国人、一位美国人和一位澳大利亚人对莎剧的观看都会提出无数的问题,出现了许多信息的缺失和大量的曲解。”⑥
粗疏也可以造成误读,比如一位一流的西方史学家就曾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误译为:“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⑦
1926年,美国报刊研究者威尔评论说:“在整个中国,只有不到三人能写出一篇值得一读的文章……粗陋不堪成为主要特征。”⑧当受到别人质疑时,威尔坦白地说,我的研究是粗疏的。
我们已经提到过,文化差别造成的误读是下意识的,它零碎而无系统,粗疏而不稳定,然而,一旦当事人通过交流、对话,与对象沟通,较全面地掌握了对象的信息,改进误读是不困难的。
比如,西方式的男女接吻曾经让中国人肉麻甚至认为带有黄色的意味,但随着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熟悉,这一方式被认为是健康的并被中国当代社会欣然接受。再如,著名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曾经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什么科学,这种误读是建立在他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偏见基础之上的,后经他的中国学生鲁桂珍长时间地影响和介绍,李约瑟将毕生精力投入了中国古代科学的研究,最后竟写出了《中国古代科技史》。
第二种情况是有意识的误读,它与下意识的误读迥异。有意识的误读有系统,有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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