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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误读与比较新闻学

时间:2007-7-29栏目:新闻传媒学论文

事实,但竟被有些读者看出了歹意:
“‘这是一个文化贫乏的中国,’巴恩斯是这样子总结他对中国文化的看法的。文化贫乏。我们的祖国是否真正文化贫乏?”⑿
看来,因为双方的编码系统不同,所以信息的发出者和接受者之间出现了分歧。
因《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红高粱》等影片深得西方人士赞誉的一些“第五代导演”仍然乐此不疲地拍摄那种反映旧中国文化的电影,会不会是刻意迎合某些西方人士误读中国文化的心理呢?换句话说,他们是不是在寻求信息的发出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某种呼应呢?
误读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容易“故意”的。当需要证明自己的理论时,人们常常会削足适履,牵强附会。
一位比较新闻学研究者在做中西新闻对比时首先设定了这样一种理论:
“资产阶级一向标榜新闻工作是自由职业,新闻记者是不受任何政治倾向影响的,是无党无派的,事实上,在资本主义这个商品社会里,对金钱的依附使新闻记者根本做不到不偏不倚……”⒀
随后作者又援引马克思的话——资产阶级使一切令人尊敬的职业都成为雇佣劳动者——来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自由。其中的误读是明显的,因为基本的事实是:西方资本主义媒体一直在争论新闻要避免政治影响、避免不客观的报道。至于不偏不倚,西方记者自我标榜的并不多见,多数人将客观报道作为报道的最高准则。接触过西方新闻理论的学者很容易找到大量的有关著作和文献。上述作者漠视了这样一种现实,除了未能身体力行地对西方传媒做过研究以外,有意无意去贬低对方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文化误读与比较新闻学  
结论:误读的危害和对策
误读直接引向误导(Mislead),它歪曲认知对象,加深中西文化彼此之间的鸿沟。比如上面提到的澳大利亚传媒对中国一系列误读的报道就影响了澳洲政府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心。中国和西方的媒体在冷战中互相误读曾导致彼此的关系更加紧张。
如前所述,误读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鼓励人们对认知对象做大胆解析的同时,要避免远离真理的误读,其间的探索、反复必不可少、艰辛也是可以想见的,中西文化的沟通和理解需要无数的反误读来完成,惟其如此才能达到双方的相互理解和互补。
注释:
①有关讨论,见祖慰,“误读,在抽象画中造就的戏剧性”,《跨文化对话》,第4期,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12-113页。
②见“李陀”,陈燕妮,《美国之后》(下),作家出版社,2000年,365页。
③乐黛云,“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普遍性中的误读”,转引自祖慰,“误读,在抽象画中造就的戏剧性”,112页。
④有关“妖魔化之争”的情况见张大卫(张威),“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和难题”,《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
⑤有关详情见郑园园,“《禁止华人与狗……》作者为自己辩解:这是大误会!”,《环球时报》2000年11月24日。
⑥阿兰·雷,“文化沟通的障碍”,《跨文化对话》,第1期,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49页。
⑦See Eric Rolls,Citizens,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96,p.532.
⑧Putnam Weale,“The Mirror of the Chinese Press”in his Why China Sees Red, London,1926。
⑨参见张威,“阶级性、客观性和宣传”,《国际新闻界》,1998年,5-6期,95-102页。
⑩见黎秀石(编),《英美报刊选读》,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332-334页。
⑾全文见Clive Barnes,“Dancing Off to China”,Times,June 28,1980.
⑿黎秀石(编),《英美报刊选读》,344页。
⒀刘夏塘,《比较新闻学》,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7,136页。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 and Comparative Journalism
ZHANG Wei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city, 071002)
Abstract:The thesis focuses upon the negative side of cultural misu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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