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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都时代重庆报纸的“四川意识”与成都、重庆的互视

时间:2007-7-29栏目:新闻传媒学论文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31日,国民政府电告前线将士,政府决定迁都重庆,继续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正式宣布迁都重庆,以重庆为战时首都。1939年5月5日改重庆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年9月6日定重庆为“陪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21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云集重庆的世界名人、各国外交官等有3000人,使重庆成为有国际影响的重要城市。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这段时期重庆的城市地位得到了突然的极大的提升,重庆由僻处四川东部的一座普通中等城市上升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一座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成为陪都以后,重庆报纸仍然充满了四川、成都的信息,特别是广告中遍布“川”字,重庆报纸自称“蜀”、“四川”是非常自然而普遍的,所作报道评论也仍是以四川自视,如重庆《新蜀报》民国33年11月8日2页就有社论《科学与四川建设》,11月29日三页社论是《四川的经济与交通》,11月30日社论是《战时四川动员的问题》……很难看出有独立的意识。
明确标示自己报纸的四川身份的文章也很多,如《新蜀报》民34年6月1日3页《金钢钻》之《清川江航轮驾驶员复工》:

“以重庆为中心的嘉陵江和长江上下游航轮,都因驾驶人员的加薪问题未获解决,从前天起停止工作了……这在交通方面,是一个颇为吓人的问题:尤其是重庆为中国战时的首都,万国观瞻所系,就四川人的立场而言,无论征兵,征粮,做特种工程,捐献……一切等等,对国家,对民族,都以四川人出钱出力为独多。……在全中国,甚至于全世界,谁都知道了而且确信四川人力量的伟大。……本报是四川人民的报纸,敢以四川人民一份子的资格向川江驾驶人员们作如下的请求……为四川出钱出力的人民作坚强的后备军,站在自己的岗位上牺牲自我,顾全大我!”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重庆成立行营,“其职权广泛无限制,举凡川康两省及渝市党政军各项要政,须受其统辖指挥”,但重庆仍以四川自居,重庆报纸仍以“川人”立论,如《商务日报》民国35年4月22日二版社论《中央留给四川人民的最佳纪念》:“中央政府还都在即……四川,八年来是我国的战时首都……是支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据地。这些在四川的历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盛事……”。《国民公报》民国35年5月3日一版社论《重庆行营成立》:“国府还都,重庆虽已不再为全国首都,但仍不失为西南及大后方重镇,五月一日国府明令还都文告中,特别指示四川为抗战建国根据地,久宜辉闳体制,列四川省及重庆市为全国示范区,蒋主席日前在蓉发表告别川省同胞书,殷殷以建设新四川为当前要务,惟中枢还都后,政令周转不便,每易贻误机宜,非有大员就近坐镇,难奏?功,当局乃特设军委会重庆行营,特派张岳军氏兼代,此一举措,十分明智。行营之设置,系直接代表最高统帅,其职权广泛无限制,举凡川康两省及渝市党政军各项要政,须受其统辖指挥,……本报忝为川民喉舌,多年勉尽言责,代川人呼吁…………国府虽迁,但中央并未忘弃四川,故行营之设立,无异于国府之留川,吾人决不悲观,亦不失望,惟佇候行营嘉谋之丕展焉。”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概与大量的“下江人”涌入重庆有关,外来文化因素的介入,使重庆与成都作为“四川”的共性反而越发凸显出来,在陪都时代,“巴蜀文化”这个名词反而形成了,学术界展开了研究“巴蜀文化”的热潮,代表性论文有《说文月刊》1941年3卷4期卫聚贤《巴蜀文化》,《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1年9月1卷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及其批判》等。当然,考古学上所谓的“巴蜀文化”一般是指秦统一巴蜀以前出现于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而在日常的语用中,人们所称的“巴蜀文化”就逐渐突破这个历史界限,而成为将整个四川统摄在内的地域文化的代名词。报纸上也提出了“四川精神”[1] 这样一个高度“宏大叙事”的概念,将成都、重庆牢固地建构为一个统一体。
实际上,“缩省”运动中的重庆一直有很好的独立机会,按照常理,重庆的独立意识应该膨胀。保留省级行政建制,同时缩小省的行政区域,是国民党在省制问题上的一贯主张。在国民党统治期间共出现过三次高潮 [2]。四川是缩省的重点。1939年1月1日,经过长期的筹备,西康省正式成立。紧接着,蒋介石建议组织的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及川康建设视察团,经百余日实地考察,得出基本结论:“川省区域太大,宜缩小省区,添设省治。”报告书建议将四川划分为三省,分别以成都、重庆、叙府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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