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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19》:历史虚构与民族想象

时间:2007-7-29栏目:新闻传媒学论文

 在西方文化和文明以前所未有的诱惑深刻地干预着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同时,西方国家的中心主义情结和霸权优越感又刻骨铭心地刺激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和破坏社群的认同想象。90年代以来,北京申办奥运会的受挫、美国对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刁难、加入WTO面临的层层阻碍、日本对钓鱼岛的挑衅、一些国家对南沙群岛的虎视眈眈,特别是1999年美国对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的轰炸、台湾李登辉“一中一台”政治意图的公开化,这一系列事件都激发了相当数量的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于是,“中国可以说‘不’”的作为一种流行话语便代表了朝野上下具有相当公众性的社会心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9年,伴随香港、澳门的相继回归,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关键点,也正当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千年之际,中国电影继《较量》等以后,陆续出现了《国歌》、《共和国之旗》等叙述国歌、国旗等国家标志符号诞生的影片,出现了《横空出世》、《东方巨响》、《冲天飞豹》等以原子弹、导弹、火箭、战斗机等国防武器的研制、试验为题材的影片,出现了《黄河绝恋》等叙述抗击外来侵略的故事的影片,也出现了我们所分析的这部以描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西方列强欺辱中国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影片……,这些影片几乎都以民族/国家为故事主题,以承载这一民族精神道义\勇气\智慧的英雄或英雄群像为叙事主体,以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二元对立为叙事格局,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的直接或间接的国家威胁作为叙事中的危机驱动元素,以红色意象/中国革命与黄色意象/中华文化的重叠作为国家主义置换民族主义的视觉策略,用一种“爱国主义”的精神模式,在调用民众民族主义情绪来强化对西方国家强权势力的拒斥的同时也通过塑造共同的民族意识和社群信念来凝聚人们对既定国家秩序和结构的信任和维护,国家主义精神借助于民族主义感情获得了语境支撑。如果说,90年代以后,政治伦理化一直是中国主旋律电影的主导叙事策略的话,那么1999年,国(家、民)族主义则是国家意识形态与大众社会文化心理共享的一面旗帜,国家/民族主义的重叠成为了1999国庆献礼片不约而同的选择。而《我的1919》便正是表达了这种国族想象的一个重要样本。

《我的1919》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巴黎和会事件为题材的,在这次会议上,西方列强强迫作为战胜国一方的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战后条约,从而引发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对于中国的意义当然远远不只是举起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旗,而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它使国人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泱泱文明古国,由于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的落伍,已经濒临被“开除球籍”(鲁迅语)的绝境,因而现代化实际上成为了五四精神最核心的关键词,在当时,现代化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批判性反省和革命性改造,而且也在于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开放性“拿来”和几乎“全盘”吸收。这一历史性的阶段,对于这以后中国的百年历史,应该说都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而拍摄在1999年的《我的1919》,叙述故事的年代与事件产生的年代相距已经整整80年,事件的当时性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讲述故事的年代注定了对故事的讲述。所以,影片尽管所塑造的主要“正面形象”顾维钧、肖克俭等都具有西方教育背景,故事的环境也在法国巴黎,但五四前后,以国家的现代化为背景的中西文化冲突,以鲁迅、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反省,五四运动那种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精神在影片中都很少被感受到,影片整个叙事结构是以西方国家对中华民族肆无忌惮的欺辱和中国人对这种屈辱的义正词严的抗争为基本叙述框架的,影片极力渲染和烘托一种民族尊严和民族情绪,很少关注西方各国为什么能够如此无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数千千万人的民族利益;更很难回答既然中国从官到民、从内到外,从陆征祥这样的高官到顾维钧这样的青年外交家,从肖克俭这样的热血青年到梅这样的巾帼志士,有如此众多的仁人志士为什么中国还是如此任人宰割。显然,这部影片并不想讲述一个让人“温故而知新”的历史故事,而是叙述了一个塑造民族凝聚力的现实故事,影片用一种封闭的叙事策略回避了历史所留给人们的“症候性”疑问,甚至和当年的电影《甲午海战》、电视剧《北洋水师》等相比似乎都更加淡化了历史意识和理性精神,而强化了其抗外、反帝的民族主义情绪,影片将这一事件所导致的当时的民族自我反省的革命性实践精神转化为现在的对西方霸权所产生的民族反感。应该说,这与其说是一种艺术的需要毋宁说是时代的需要。
与此密切联系,《我的1919》理所当然地将在中国历史上那样一个沉痛而绝望的“中国不可以说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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