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也是一个党政军民众志成城的大叙事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紧急迫降》提供的是一种中国的灾难片类型：它不强调灾难而强调救助，它不表现灾难奇观而表现救助精神，它不突出个体英雄而突出集体智慧，它不展示人性冲突而展示人际沟通，它不提供宣泄的快感而提供安全的抚慰感。因此，《紧急迫降》表述的是它所产生的时代的权威意识：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危机和患难，只要我们有核心，有秩序，甘苦与共，那么所有的危机和患难都不过是一场虚惊。《紧急迫降》的惊心动魄成为了主旋律宏大叙事的一个生动音符。
商业化与主旋律化：主流电影文化的双重性
《紧急迫降》选择了一个真实的紧急迫降的新闻性事件为题材。一方面，影片模仿、借鉴了好莱坞灾难片的叙事模式和视听修辞经验，虚构了人物和细节，采用了商业/娱乐电影的视听形态，但是却“忠实”于一个“真实”的事件轮廓从而很难被看作一部戏剧化的灾难类型电影；另一方面，影片尽管“忠实”于这一真实事件的事件轮廓，但是它又采用了一种戏剧化的虚构方式和类型化的灾难片模式，与纪实性地还原事件的自然性、真实性的现实主义方式完全不同。它采用的是既非戏剧化的商业电影模式又是非纪实性的现实主义电影模式之外的第三种道路。而这正是当前中国主流电影文化一直所徇唤的电影文本。
对于中国当前的主流电影文化来说，一方面，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在消费社会的形成中，中国电影不可规避地也处在产业化过程中，观众已经具有某种消费主动权，主流电影为了能够争取观众，必须借用一切可能的商业娱乐元素来争取票房利益，在输入经济利润的同时输出主流文化意识，因而，不仅那些直接面向市场资本运作的商业/类型电影追求电影的娱乐性，而且许多主旋律影片也都自觉地采用了某些商业/类型电影的策略，呈现了一种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90年代中期以来，电影成为了国家主旋律文化的焦点领域，在电影意识形态化的处境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献礼的气氛中，在“9550”工程的规划背景下，中国主流电影事实上很难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商业/类型电影，商业/类型电影那种个体宣泄、个人英雄、感官刺激、自由叛逆的叙事策略与主旋律强调的稳定、团结、昂扬的基调显然并不和谐。因而，90年代中期以来，商业/类型电影在中国的数量不断下降，类型规范没有建立，而且几乎没有形成批量生产的能力。所有商业/类型电影都进行了主旋律改造，呈现了商业电影主旋律化的趋势。

   
灾难与救助：对《紧急迫降》的文化分析 　
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和商业电影主旋律化，最终形成所谓“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统一”的中国式的主流电影，从90年代开始，一直是中国主流电影文化所向往的理想。最初是《龙年警官》试图完成侦破类型片与警察颂歌的统一；接着是《烈火金刚》试图完成革命英雄传奇与枪战类型片的统一；《东归英雄传》、《悲情布鲁克》等试图完成民族团结寓言与马上动作类型片的统一；《红河谷》试图完成西部类型片与爱国主义理念的统一；《红色恋人》试图完成革命回忆与爱情类型片的统一；《黄河绝恋》试图完成战争类型片与民族英雄主义精神的统一，而《紧急迫降》也同样试图完成灾难类型片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主题的统一。正是在这一动机驱使下，《紧急迫降》没有选择那种纪实性的艺术电影形态来叙述“紧急迫降”的故事，而是将这一新闻性偶然事件作为了一个惊险题材，采用好莱坞灾难片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方式，大量使用电脑特技来制造技术奇观和场面奇观，试图将自己定位为一部商业化的灾难类型影片；但同时，影片按照主旋律文化观念弱化灾难场面和灾难事件，淡化个体英雄，减少宣泄性、刺激性元素，强化救助场面和救助行为，突出集体共像，渲染团结、协作、理解的精神，试图将灾难类型影片改写为主旋律影片。
尽管许多人都认为好莱坞主流电影也是一种“主旋律”影片，但那是一种美国/西方式的主旋律影片，那是建立在个性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主旋律影片，它的基本意识形态策略是通过欲望的宣泄来完成个体的净化，通过对叛逆意识的暴露来维护核心秩序的稳定，通过对个人自由的渲染来证明人道主义的意念。而在我们当前的主旋律意识中，欲望、享乐、宣泄、叛逆、刺激等商业/类型元素的生存空间却相当狭窄。因而，主旋律化与商业化的共谋往往很难在宣泄与认同、叛逆与维护、个体与整体之间达成共识，因而也很难在权威的价值观念与观众的观影快感之间达成共识。而这正是中国主流电影文化所面对的“症候性”难题。应该说，《紧急迫降》所提供的答案尽管并不完满，我们甚至会怀疑影片所采用的灾难片类型模式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