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范文先生网 >>  >>  >> 正文

世纪之交:90年代中国电影备忘

时间:2007-7-29栏目:

为叙事主体,以中国与西方(美/日)国家的二元对立为叙事格局,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直接或间接的国家威胁作为叙事中的危机驱动元素,以红色意象/中国革命与黄色意象/中华文化的重叠作为国家主义置换民族主义的视觉策略,在这些影片中,往往提供了一个直接出场或者不直接出场的西方/帝国主义“他者”来界定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社群”,以民族成员的“同”来抵御外来力量的“异”,以民族的同仇敌忾来对抗他族的侵略威胁。在历史叙境中的妖魔化西方成为现实叙境中的霸权化西方的形象指代的同时,影片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既是对科技(教育)兴国、科技建军的国家政策的形象注解,同时也是对国家中心化和社会凝聚力的一种意识形态再生产。从1999年中国电影中的西方想象中,我们阅读到的正是中国主流文化对自己的国家/民族想象,这一想象不仅通过西方他者转移了本土经验的焦虑同时也通过霸权命名强化了稳定团结的合法性。国家/民族想象成为了90末期主旋律影片的一种共识。然而,由于这些影片那种根深蒂固的政治演绎逻辑,也由于电影消费市场本身在90年代末期已经减缩到了最低点,包括获得了多种国家大奖的《横空出世》在内的这些影片仍然基本没有能够达成与观众的共享,由电影市场映射出来的主旋律电影的状态与中国电影的危机一起为20世纪终结画上了一个问号。但是,2000年一部以揭露政治腐败为题材、艺术质量平平的国产影片《生死抉择》在北京以1726万元的票房却证明了主旋律电影潜在的市场需要,这启示我们意识到,主旋律的生命在于人心民心,主旋律应该来自民众的话语渴望和期待。
“主旋律”意识受到国家在政治、经济、法规导向方面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90年代中国电影。题材的选择、价值观念的表达、叙事方式以及对人性和世界的表现深度、甚至电影语言本体都受到直接而巨大的影响,电影在90年代首先不是文化“产品”而是意识形态载体,与“舆论导向”、与社会“安定团结”,与“精神文明建设”等国家政策密切联系。所以,这一时期的电影与前一阶段相比更加单纯化、共性化、戏剧化,在人文观念和美学观念上越来越走向秩序感、认同性,乐观、简明、通俗成为共同的美学风格。然而,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如果说如何处理电影道德化的文本世界与人们非道德化的日常经验之间的差异将是不可回避的道德难题的话,那么如何缝合先验的政治道德观念与现实的人性人生状态之间的裂缝则将是不能回避的美学难题,而如何解决计划性生产与市场化消费的脱节则是不可回避的经济难题。

   
世纪之交:90年代中国电影备忘  
消费电影:政治娱乐化与娱乐政治化
90年代是一个复杂的转型年代,一方面,由于政府行政力量对电影的直接和间接干预,保证了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中国电影的状态,但另一方面,与整个社会的经济体制改革相联系,市场经济的逻辑也伴随着电影的产业化转型对中国电影文化产生着深刻影响。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电影业开始戴着各种现实的“镣铐”走上了市场化的不归之路。电影从过去计划体制下的国家意识形态事业转化为一种国营产业;各种集体所有制的电影企业、私营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相继介入电影行业;一直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统购统销、垄断经营的电影发行体制解体;电影是否获得市场利润成为电影业是否能够生存的重要参数;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了直接的经济关系--这些背景的变化应该说都加速了电影的工业化进程,促使电影创作/制作者必须满足尽可能多的观众的需要从而换取利润,大众对娱乐、轻松的要求,因为受经济规律的支撑而成为引导电影文化发展的动力之一。
应该说,80年代末的娱乐片热是电影市场化的第一次冲刺,但娱乐片文化中那种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与社会主义文化那种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的价值观念似乎一直有着深刻的冲突。90年代初期,这种冲突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带来了娱乐片文化的被否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随着改革进程的加速,电影市场化再次获得了机会,借助于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和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的特殊境遇,中国电影在1995年创造了一个10年未遇的市场高峰,《阳光灿烂的日子》、《红樱桃》、《红粉》、《长大成人》等影片都为国产影片拓展了市场。但是,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商业化与主旋律之间的内在冲突并没有解决,随着主旋律意识的强化和电影政策的调整,电影的市场化进程由于规划生产与市场发行之间的冲突而步履艰难,在政府直接或间接投入电影资金的同时社会的商业投资则明显减少,电影投资环境狭小、利益回报薄弱,不仅电影产量不足而且能够接受市场检验的影片更是

     [4]        ...

下页更精彩:1

  • 上一篇论文:
  • 下一篇论文:

★相关文章:
★小编推荐:
本文标题:
链接地址:
热文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