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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中国概念之演变及其地缘内涵

时间:2007-8-16栏目:中国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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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文明古国。当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比较中国文明与世界其它文明的重要区别时,言简意赅地指出:“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中国文明的统一与连续的本质特征,是辩证联系和相辅相成的。中国文明统一的连续性特征,即文明的非间断性或继续性,使得国家不会因短暂的战乱与分裂状态而导致文明的断续或出现空白现象;中国文明连续的统一性特征,即文明的非裂变性或完整性,使得国家不会因统治集团变化或政权更迭而导致文明的裂变或出现解体现象。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中国文明的这种特征,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地缘学角度来讲,中国文明的这种特征,是与中国之特殊的地缘要素、地缘结构以及中国与世界之地缘关系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

  一、“中国”概念之地缘内涵演变

  (一)夏商周三代之“中国”概念

  在华夏民族形成的初期,由于受天文地理知识的限制,总是把自己的居域视为“天下之中”,即“中国”,而称它族的居域为东、南、西、北四方。远古传说中的“五帝”也有这种原始的地理观念。早在公元前21世纪,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建立,就标志着中国统一国家政权形式的诞生。应当说,这时“中国”的概念便有了确切的政治涵义。据《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夏禹被视为“天下共主”,其统辖的区域被称为“夏”。何以“夏”相称?《尔雅·释诂》曰:“夏,大也”。《尚书》注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

  商原是夏朝统治下的一个诸侯国,后来取代夏朝而成为“天下共主”。商朝之时,被称为“邑”的城垣有了很大的发展,“邑”形成了不同血缘氏族部落成员杂居的古代都市。当时已出现“中商”、“大商邑”的称谓,而对周围各族则称之为“方”。周地处西方。周文王之时,为商朝命爵西伯。周武玉克商,昔日“西土”成了“中土”、“中国”。文献记载,西周初出现了“中国”的称谓,确证见于1963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尊上的铭文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尚书·梓材》中也有周成王所谓“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的记载。史书与铭文相互印证,说明周武王统治的地域为中国。周代大量使用的“中国”称谓,至少具有四种含义:

  一是地理意义上的所谓“中原”地区。《汉书·地理志》曰:“昔周公营雒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雒邑”者,今洛阳城也;“土中”者,今中原大地也。二是政治意义上的所谓“天子之国”。此义源于夏代的“夏”和商代的“中商”、“中土”,相对于东、南、西、北各族的称谓。《诗经·大雅》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这时的“中国”与“四方”、“京师”与“四国”对举,表示中心与四邻、天子与诸侯的相互关系。三是民族意义上的“华夏”民族。至周代,夏、商、周三族逐渐融合为一个民族整体,即:“诸夏”或“华夏”。周代存在着五大民族集团。《礼记·王制》云:“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这里的“中国”,主要指华夏民族。

  四是文化意义上的“华夏文明”。《礼记·玉制》又云:“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直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可见,政治的不同,民族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在更深层次上是文化的差异,即所谓“华夷之辨”,还包括文化意义上的“文明之国”。

  (二)春秋战国之“中国”概念

  春秋时期,周朝的“天下共主”地位名存实亡,诸侯争霸,戎狄兴于西北,吴越兴于东南,并形成以齐、晋为代表的黄河流域的诸侯,与以楚为代表的长江流域的诸侯,长期争霸中原,秦称霸西方的格局。战国时期,“七雄”合纵、连横,最终由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秦代“中国”的涵义有了实质性的发展:首先,中国的一统,标志着华夏民族更加紧密的大融合。秦国本是西戎的一支,并非“诸华”,因护送周室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遂霸西戎”,但它仍“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秦国实行变法,军力强大,先后向东、南、北三方扩展,不仅打败了六国,而且兼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成了民族融合的骨干。其次,中国的一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的统治体系。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实行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秦时所及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兆、羌中,南至北响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秦在如此广大的地区实现了政治统一,就结束了以前那种“天子之国”与“诸侯之国”并存的局面,而真正实现了统一的国家政权。再者,中国的一统,标志着华夏思想文化的新的认同。秦帝国颁布统一法令,统一度量衡、货币制,实行“行同伦”、“书同文”、“车同轨”。在经济、法律、伦理、语言、文字等方面,为华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和统一的规范,从而使华夏文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三)汉唐时期之“中国”概念

  汉朝在秦朝的疆域上有较大的扩展,其进程和地区如下:定朝鲜,置四郡;逐匈奴,固北边;通西域,逾葱岭;平西羌,隔羌胡;平夜郎,置诸郡;平南粤,置九郡;平闽粤,定东南。汉武帝在全国划分十三州刺史部,巡察郡县。由此产生了包括边疆民族地区均统称为“中国”的观念。如东汉著名的哲学家玉充所论“古之戎狄,今为中国”。他认为,中国不仅郡县制度统一,而且四夷臣服,已为一统天下,而国家制度实际上实行的也是“君天下为天子”的统治制度。郑玄注《礼记·曲礼》曰:“天下,谓外及四海也,今汉于蛮夷称天子,于王侯称皇帝”。这反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关于国家元首称号在内地与边疆已形成比较确定的共识。

  唐代关于“中国”称谓,在原有的意义上大为扩展,其中包含有当今主权国家的基本涵义。唐代文明昌盛,超迈前古,声威远播,西至葱岭以远,东南濒于海。唐朝以中华民族博大的胸怀,面向世界,对外开放。在东部,唐朝与日本、新罗(今朝鲜半岛东南部)文化交流相当密切,日本、新罗等国时常派学者来唐朝学习懦家经典和佛教经典。它西部,拓展了汉、隋以来的“丝绸之路”,与葱岭以西各国保持通商友好关系的有:今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地区、伊朗、中央亚细亚中部、中央亚细亚北部、小亚细亚地区、里海之南、阿拉伯半岛以至东罗马帝国等。

  (四)明清时期之“中国”概念

  明代以国家区分“中”与“外”、“中国”与“西洋”的观念已经明确起来。明代中西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相当发达。明代有两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大事:一是郑和六次出使西洋;一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传播西方文化。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如《明史·郑和传》所说:“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遍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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