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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

时间:2007-8-16栏目:中国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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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应当如何评价金朝的汉化程度,中外学者历来各执一词。本文认为金朝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民族汉化王朝。与农耕民族生活方式的接近,女真人的大量移民汉地,政治制度上采取的汉制一元化,以及汉地本位的确立,是决定女真汉化的主要因素。
   金朝中期,世宗和章宗为了遏止女真人的汉化趋势,发起一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企图保存女真民族传统,但却未能达到其预期的目的,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对汉文化的抵抗。
   蒙元初期,人们曾以“金以儒亡”说来解释金朝的亡国原因。本文对此的理解是:其一,女真人的汉化改变了他们质朴的民族传统,养成懒惰奢靡的生活作风,使这个民族最终走向衰落;其二,女真人的汉化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使得这个昔日强大无比的马上民族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变得不堪一击。


   有关历史时期中国北方民族与汉民族的关系问题,历来受到来自东西方世界的广泛关注,然而时至今日,中外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似乎还很难找到共同语言。主要的分歧在于,应当怎样估价那些曾经入主汉地的北方游牧民族或狩猎民族的汉化程度?
  在西方学者及日本学者看来,除去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等特例之外,中国历史上的北族王朝,如契丹人的辽朝,女真人的金朝,蒙古人的元朝,满族人的清朝等等,都始终没有被汉文明所同化,从而保持了“征服王朝”的特色,这些民族被称作“骑马民族”。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种观点主宰了欧美各国的东方学界和日本、韩国的东洋史学界,于是当陶晋生教授在《十二世纪的女真人:汉化研究》一书[1]中得出女真人全盘汉化的结论时,就招致了西方学者的普遍批评。
  与上述观点形成尖锐对立的是中国学者的立场。对于“征服王朝”、“骑马民族”之类的说法,中国学者历来是采取排斥和批判的态度,根本没有商榷的馀地。我们的主流观点是,历史上入主汉地的任何北族王朝,最终都无一例外地要被先进的汉族文明所“同化”,──换一个比较策略的说法,就是“融合”。就大多数中国学者来说,恐怕就连“涵化”(Acculturation)这样的概念也是不大容易接受的。
  我们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困难的处境:几乎没有对话的可能。一方是强调文化冲突,不能接受游牧民族被农耕民族同化的事实;另一方是强调文化融合,不能容忍北方民族抵制汉族文明的说法。观点的分歧源于各自立场的不同,显然这已超出了学术的范畴。如果我们抛弃任何成见,回到学术上来考虑这一问题,可能就不会有如此相左的结论。事实上,北方民族的汉化是一种无可否认的历史趋势,但是否所有的北族王朝都被汉族文明同化了呢?却是一个值得斟酌的问题。本文讨论的女真汉化,只涉及这个命题的前一半答案。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帝国,提供了北方民族汉化王朝的典型模式。通过对女真汉化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北方民族被汉族文明彻底征服的过程,以及它给这个王朝的命运所带来的决定性影响。

一、决定女真汉化的主要因素

   在辽、金、元、清四个北族王朝中,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属于典型的汉化王朝,尽管西方学者至今仍不肯承认这一点。女真人的汉化程度,用“全盘汉化”四个字来概括是并不过分的。那么,同样都是北方民族,为何有的对汉族文明全盘接受,有的却持一种抵制的态度呢?所以我们首先应该解释的问题是,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女真人的全盘汉化?
  (一)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决定北方民族汉化程度的首要因素。常见的公式是:与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异越小,汉化就越容易、越彻底;与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异越大,汉化就越困难、越肤浅。中国历史上的北族王朝,对汉文化是采取积极接受的态度还是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大抵上即取决于此。
  从生活方式来考虑,我们很容易理解女真人的汉化选择。[2]女真人主要生活在白山黑水的森林地带,这种地理环境使他们与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有着明显的区别。建国前的女真族基本上是一个狩猎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兼有渔猎、农耕和畜牧三种形态。需要说明的是,女真人的畜牧业与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据宣和七年(1125年)出使金朝的宋人钟邦直描述说,金源内地会宁府一带,“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数十家,……更无城郭,里巷率皆背阴向阳,便于牧放,自在散居”。[3]这是作为渔猎和农耕经济补充成分的定居畜牧业。
  女真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早在建国前一百多年就已形成。史称生女真“旧俗无室庐,……迁徙不常”,至献祖绥可,“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侧矣”。[4]献祖时代大约相当于十一世纪初叶,从这个时候起,女真人开始定居生活,并且有了农业经济。  从文献材料中可以找到有关女真人农耕生活方式的不少证据。《高丽史》卷六靖宗八年(1042年)四月条,有东女真酋长向高丽索求耕牛的记载。[5]金太祖天辅六年(1122年),宗翰派人向宋使马扩交待说:“传语童太师(即童贯):昨来海上曾许水牛,如今相望甚近,欲觅千头,令送来。”[6]这说明海上之盟时金人曾向宋朝索要过水牛。据南宋归正人介绍说,金朝初年,女真人有“每春正击土牛”的习俗,[7]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耕牛在女真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
  关于生女真的农耕生活,宋人有这样的描述:“其地则至契丹东北隅,土多林木,田宜麻谷,以耕凿为业,不事蚕桑。”[8]金初,宋使前往会宁府时,沿途所见的景象是:“州地平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穄黍。”[9]金朝初年,专门针对以女真人为主的猛安谋克实行了牛头地制度,可见当时女真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农业经济。
  建国以来的大量考古成果也为女真人的农耕生活方式提供了许多物证。在生女真的活动区域内,南起松花江,北至黑龙江,西起大兴安岭东麓的金东北路界壕边堡,东至三江平原,都发现了大量的金代农业生产工具。如1958年在黑龙江肇东县清理的一座金代城址,出土铁器700多件,其中就有各式农具50馀件。[10]有人统计,黑龙江省境内历年来出土的金代铁器多达数万件,其中以农具最为普遍。[11]
  不过应当说明的是,直到金朝初年,女真人的农业还处在原始的、粗放型的阶段,对农业经济在女真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不宜估计过高。《金史》在记载金太祖称帝建国的仪式时有这样一段文字:“收国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诸路官民耆老毕会,议创新仪,奉上即皇帝位。阿离合懑、宗翰乃陈耕具九”,[12]“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穑之艰难。’太祖敬而受之”。[13]不少论著都以这条史料为据,谓金朝建国之初即以农业为本。我觉得这个结论未免有些造次。《金史》里的这条史料源于《大金集礼》,[14]而《大金集礼》是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由礼部尚书张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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