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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境内的古地道遗迹与宋辽金时代的战事

时间:2007-8-16栏目:

是饱受战火蹂躏;自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订立澶渊之盟,直到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依宋金海上之盟攻辽燕京,其间百馀年,宋辽双方没有发生过战争,但处于两国边境地区的巨马河沿岸(主要是巨马河南岸北宋一侧的部分州县)仍经常遭到来自对方的骚扰,致使当地百姓不遑宁居,这个问题下面再作详细解释。
  南宋与金朝的边界,自绍兴和议(1142年)后确定为淮河至大散关一线,因此整个河北地区都在金朝的版图之内,但在绍兴和议成立之前的十馀年间,河北境内(主要是巨马河以南的原北宋故地)的许多州县都有抗金义军在进行游击战,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正可以解释地道的出现。
  根据以上分析,再考虑到各地地道遗址中出土的有关文物以及当地的民间传说等因素,我认为永清、霸县地道和雄县地道应属宋辽时期的文物,而蠡县和邯郸地道则是宋金时期构筑的。仅从地理位置来看,永清、霸县(宋霸州)和雄县(宋雄州)均处于巨马河两岸的宋辽边境地区,这些地方发现的古地道理应与宋辽战事有关;而蠡县和邯郸在北宋时地处内地,实无开凿地道的必要,因此它们只能是宋金时期的遗迹。
  关于永清、霸县的古地道,在1989年召开的“永清县古战道考察及学术研讨会”上,与会的学者普遍认为当地的民间传说是可以信据的,即这些地道是宋辽战争遗迹;另外从地道工程之浩大、所用青砖规格统一等情形来推测,人们认为这应该是由北宋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构筑的军事防线。此后王树民先生又特意撰文对此加以考证,进一步明确指出永清境内的地道应开凿于澶渊结盟之前的宋辽战争时期,但他觉得从地道的规模来看,实不足以隐蔽大兵团,不能起到军事防线的重要作用,而大概只是当地百姓的防御性工事,主要用于自卫的目的。[7]这一结论是十分允当的,对此我没有任何异议。在此只是想就宋辽时期永清、霸县一带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做一点更具体的分析和说明,对王树民先生的意见略加补充。
  五代时,今永清县属涿州,霸县属莫州,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与契丹,其中就包括此二州。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柴荣率军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中的莫、瀛、易三州及瓦桥(在今雄县)、益津(在今霸县)、淤口(在今霸县信安镇)三关,遂以瓦桥关置雄州,以益津关置霸州,后宋太宗又以淤口关置信安军。于是此后宋辽两国便以巨马河一线为界,永清县在河北辽境,霸州在河南宋境。北宋前期,宋人一直有收复燕云十六州全部失地的意图,但宋太宗两度北伐均以失败告终,在澶渊定盟前的数十年间,巨马河两岸始终是宋辽双方反复争夺的地盘。直到澶渊之盟后,辽朝仍不肯放弃对巨马河南岸的领土要求,庆历二年(1042年),辽兴宗趁宋夏交战之机,向宋索取后周时占领的瓦桥关以南十县之地(其中就包括霸州),结果宋以岁增银、绢各十万两(匹)才求得妥协。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发现的古地道就主要分布在永清至霸县和永清至信安镇之间,而这一带正是澶渊之盟前双方争夺最激烈的热点地区,当地人民的困难处境不难想象,其村落中的地道大概就是他们用于自卫的主要设施。
  关于雄县发现的古地道,目前尚无人加以探讨。今河北雄县,北宋时为雄州,辖归信、容城两县。如前所述,雄州也是周世宗北伐时收复的燕云故地之一,但雄县境内的古地道恐怕还有一个更鲜为人知的背景。雄州是宋辽边境地带一个很特殊的地区,虽然此地的州县官员一向由北宋任命,但它的领土主权却始终不明确,因之被称为“两属地”,当地的居民则被称作“两属户”(或称“两输户”),即他们既要承担宋朝的赋役,又须承担辽朝的赋役。雄州的这种特殊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呢?崇宁三年(1104年),河北缘边安抚使王荐在呈给朝廷的一份奏议中对此作了解释:雄州“与虏人以州北拒马河为界,其归信、容城两县两输户一万六千九百有馀,皆在拒马河南,系属本朝。自端拱初蠲其租税,而虏人复征之,朝廷恐其人情外向,于是复使岁纳马桩、牛草以系属之,缘此名为‘两属’”。[8]由此可知,雄州的两属地位早在太宗端拱初(端拱元年为公元988年)就已形成,而直到北宋末年也未有改变。辽朝虽在雄州没有常驻军队,但却时常派遣人马过河来巡防,或“驱马越拒马河放之”,[9]甚至还准备在雄州境内建立寨铺,因此难免与宋朝方面发生冲突。辽朝除了向雄州百姓征取赋税、支派差役外,有时还强行签发兵丁。熙宁九年(1076年),“雄州言:北界于两属费家庄六村各差强壮六十人置弓箭手,每夜更宿”。[10]当地人民不堪其扰。雄州百姓处于如此特殊的环境之中,为了逃避辽朝的赋税差役,可能有时候就不得不想方设法躲藏起来,雄县发现的古地道与永清、霸县地道不同,它显然不能用于战斗,而只是一个隐蔽所而已。另外,如果说永清、霸县地道主要只是在澶渊之盟前被利用的话,那么雄县地道则可能在整个北宋期内都发挥着它的作用。

三、宋金时期的河北地道与南宋初年的抗金义军

   宋金时期的河北地道与南宋初年的抗金武装有着直接的关系,要想知道当时的地道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构筑的,就必须对南宋初期的河北局势有所了解。
  宋徽宗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汴京第一次遭到金军围攻。二月,宋金双方达成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和议,金军自汴京城下退兵。自此时起,河北、河东百姓就自动纠结起来,“怀土顾恋,以死坚守”。及至北宋亡国,二帝北狩,黄河以北的中原大地终于沦入金人的铁蹄之下。时河北“忠义民兵等倡义结集,动以万计,邀击其后,功绩茂著”。[11]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李纲就任宰相后,认为当务之急就是料理两河,于是命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对两河的忠义民兵进行组织、联络和整编,同时又命宗泽为开封留守,予以控驭。
  然而李纲因受到主和派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的排挤,在位仅75天就不得不辞去宰相,张所、傅亮在这种情况下也很快去职。不过在宗泽任东京留守期间,河北各地的义军一直都很活跃,其规模也日渐扩大。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宗泽病故,由杜充接任东京留守,杜充遵秉朝廷主和势力的意旨,对抗金义军多方掣肘,致使河北义军的抗金斗争转入低潮,一些势力雄厚的义军集团也分化为若干小股的游击武装。但就在这种十分困难的环境下,河北人民仍坚持了多年的抗金斗争,直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成立的壬戌之盟将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区正式划归金朝,两国彻底休战,河北义军的活动才销声匿迹。
  后来由于金海陵王的南侵,引发了北方人民抗金斗争的又一次新高潮,从绍兴末至隆兴初,见诸记载的抗金义军就有四十馀支,隆兴和议订立后才又趋于沉寂。但这个阶段抗金武装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与南宋接壤的南京路和山东东、西路,河北境内则较为平静。所以宋金时代河北义军的活动基本上是在靖康元年(1126年)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的十五六年间,河北境内的地道很可能就是在这期间开凿的。
  南宋初年河北义军进行抗金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山水寨,即靠山的入山扎寨,邻水的入水结寨,使女真骑兵难以进攻。如王彦八字军占据太行山,马扩奉信王榛据有庆源府(今河北省赵县)五马山,就是其中声势最大的山寨武装。建炎初,仅在相州(治今河南省安阳市)以北就有五十多处山寨,“每寨不下三万人,其徒皆河北州县避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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