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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中少数民族带来的影响

时间:2007-8-16栏目:中国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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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内迁各族和汉族的融合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在物质生活方面,这一时期的食品和服装都有明显的变化。其中胡饼和胡服的作用尤大。过去汉族只会水煮面食,不会烙饼。真正的饼是西北少数民族带进来的,所以叫胡饼,并在这时普及开来,发展成为面食中最重要的一种。胡麻、胡瓜、胡桃及油菜等都是在这时普及的。像“酥”之类的奶制品,也是此时传入并日益推广的。汉服的特征是上衣下裳或宽袖长袍,穿开裆裤。所以箕踞而坐成为非常不礼貌的行为举止。胡服夹领小袖、紧身,满裆裤,适应马背上的生活。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已引进胡服,但没有进入日常生活,此时普及且为汉族人民喜爱。魏孝文帝改革曾下令禁胡服,但结果穿着胡服者越来越多。隋唐的官场上也“全用胡服”,只不过是由左衽改为右衽而已。这是生活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因为胡服更美观实用,更便于生活,决非皇帝一纸诏令可以改变。

  就精神生活而言,少数民族对音乐、民歌的影响尤为明显。隋唐时期的燕乐和西凉乐,绝大部分源自北朝的胡汉混合乐。迄今为我国人民喜爱的笛、琵琶等乐器,是在此时曾及并进入大雅之堂的。民歌中反映民族融合的精品,无过于《敕勒歌》和《木兰辞》了。如果说《敕勒歌》是胡歌汉译,是游牧生活的写照的话,《木兰辞》中的花木兰却是只有民族融合才能产生的中原妇女的形象。此外影响中国人民生活至深的佛教的广泛流传,也与少数民族统治者组织佛经翻译班子,大力提倡和推广密不可分。

  第二,在制度方面多有建树,有利于封建制度进一步完善。

  拓跋鲜卑在奴隶制初级阶段君临中原,所以对待战俘的处置也较为宽和。固然有为数较多的战俘沦为奴隶,更多的则是被当作隶户和新民安置,对新民进行了“外口授田”,这成了均田制的渊源之一。长期以来,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中原王朝如何维护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确保封建政府的赋役收入,一直没有解决好,均田制无疑是当时较为妥当的措施,所以一直延续到唐中叶。至于隋及唐前期武功显赫的府兵制,就是从北周开始借助拓拔鲜卑的部落兵制形式逐渐建立起来的。

  第三,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内迁诸族是聪明智慧的,他们一接触先进的文明,便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匈奴人造出了宿铁刀,鲜卑人比干阿利造出了百炼钢刀。这都是灌钢法的推进和普及,标志着我国钢铁技术达到了新的世界领先水平。大牲畜的饲养、兽医和畜产品的加工,是游牧民族的特长,中原汉族望尘莫及。但随着他们的内迁进而与汉族融合,这些优长的技艺也随之普及开来。所以说内迁各族人民为北方经济恢复和发展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四,民族融合开创了一代社会风尚。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前期国内民族关系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不是说隋唐皇帝有什么特殊的天赋,而是民族融合巨流的必然。建立隋王朝的杨氏,建立唐王朝的李氏,其血管中便有鲜卑血统,他们所仰仗的关陇集团,就是胡汉贵族的混合集团。较好的民族关系有利于国内各族创造力的充分发挥,隋唐之所以能掀起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两汉的经济文化高潮,与民族融合是密不可分的。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春秋战国的民族融合迎来了秦汉的经济文化高涨;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赢得了隋唐的鼎盛;宋辽金元的民族融合导致了明清经济的繁荣。其中隋唐尤为突出,这正说明,民族团结对于经济文化发展的巨大反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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